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恰逢巨变时代，中国从物质到精神都发生了变化。新人物不断涌现，新情节层出不穷，新事物屡见不鲜。如何在“新”字上做文章？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首先，我在生活中寻找新灵感。《回响》创作之初，我只是想写一个情感故事，但怎样才能写出新意？“推理”是我找到的第一个突破口。之前我曾犹豫，生怕一旦用了“推理”就会写成类型小说，害怕被情节裹挟而忽略了思考，同时又担心小说的过度严肃会造成读者的流失。一边是惯性写作，一边是不擅长的陌生写作，纠结犹豫之后，最终我还是选择把惯性写作与推理小说打通，不仅要有推理的外壳还要有推理的实质。“心理”是我找到的第二个突破口。一直以来，我都在虚心地向现实学习，并深感现实远比我的想象丰富。写作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活之上，但我又不得不承认：生活有多丰富，心灵就有多精彩。换言之，心灵是现实的镜像，所有的心理反应都是现实的“投射”，写作在向现实开掘的同时不应忽视向心灵的开掘。虽然以前我也曾进行过心理写作，但都是浅尝辄止。这一次，我把心理的探索与现实的探讨用同等篇幅呈现，即主人公冉咚咚在推理案件的同时推理爱情。

其次，我在生活中寻找新人物。冉咚咚就是我刻意塑造的一个新人物形象。她有知识有才华，因为敏锐、逻辑性强而成为刑侦高手。在与刑警们的交往中，我发现凡是优秀的刑警都属于敏感型人格，否则他们破不了案。而敏感型人格利于侦破案件，却未必利于夫妻间的信任。为了人物的性格统一，我不敢删除冉咚咚生活中的敏感部分，而这部分恰恰是难题，也是写作者最想留白的地方。我也曾想把这部分略过，可一旦略过，人物就不真实。如果能把这部分真实地呈现，是不是就能让读者在看到她的巨大压力时产生更多的尊重？她在侦破案件过程中既要克服案件的复杂，又要克服情感的困扰，还要克服自身的焦虑与抑郁。克服前两项容易，克服第三项也就是内心的困境则是难上之难。写了第三种困境，人物才变得立体起来。而写她的不停追问，也是为了写出她的完美型理想型人格。当她不但勘破别人也勘破自己之后，我看到了一颗美丽的心灵。因为只有相信爱情的人才会追问不止，只有渴望信任的人才会不断怀疑。

再次，我在写作中研发新词。要写出心灵的丰富，少不了使用一点心理学知识。是的，就像每一次写作那样，我都全心全意地跟着人物走，在跟他们建立感情的同时渐渐与他们感同身受。当我彻底进入情节之后，一些新词包括以前没出现过的心理学名词不断出现，在小说里分析人物，竟然没有违和感。比如：心理远视症、简幻症、晨昏线伤感时刻、爱情的三个阶段（口香糖期、鸡尾酒期、飞行模式期）、疚爱等等，这些词由心而发，试图概括总结某些心理现象。

就像人有人格一样，写作者也有写作性格。部分心理学家认为三至七岁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以此类推，写作者初学写作的三至七年，也是写作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我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的，那时各种潮流奔涌而来，写作者勇于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先锋小说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喜欢阅读有难度作品，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写作效果。三十多年来，虽然我的写作经历了变化，但那一抹底色即写作性格一直都在。之所以有这样一抹底色，除了与时代的剧变有关，也与人心的求新求变契合。

现实中，并不存在一部与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伟大的佳作，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那部所谓的人人满意的伟大的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因此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如果说生活是写作素材的总量，那作家写出来的便是生活的部分量。我将继续努力，写好生活的部分量，争取从局部中写出整体，从单数中看出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