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创作生命的长短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而又有着长久生命力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外国作家的创作寿命普遍比中国作家长。即使不去和他人类比，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个体，作家李有干的创作生命之长也是令人感佩和羡慕的。李有干今年已年逾九旬，但是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文学创作力，保持着巨大的文学产能，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胜出侪辈。
李有干不但在鲐背之年笔耕不辍，而且始终在思考文学，思考自己写作的创新之处，思考如何突破题材的固有界限，突破自己已有的创作成绩，这就更让人钦佩了。创作几十年间，他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前几年出版的煌煌近十卷《李有干文集》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知道，如此积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固然是财富与骄傲，同时也是负担与限制。从理论上说，一个作家的创作体量越大，推陈出新的可能性就越小，自我突破就越艰难。因此，衡量一个作家的创造力是否旺盛，固然要看其量，更要看其质。当一个作家的创作达到一定的量时，这些作品是否具有个性，是否体现出了丰富性就显得很重要了。优秀作家的创作历程是用作品铺就的，这些作品又得是不重复的，清晰地显示着作家创作的阶段性，体现出作家不断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反省。倘若以这样的观点或标准去衡量李有干的创作，更能证明他的不同寻常。
不是说一个作家的每次创作都是偶然的，作品之间不具有连续性，或是不必经营自己的创作风格。全面而辩证的观点应该是，一个优秀作家总是在建构自己的创作天地，寻找、发现和完善自己的创作特色与审美风格，形成自己与其他作家的总体性的区别特征。同时，优秀作家也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可能性，在文学世界里跑马圈地，开疆拓土，从而形成创作的多样性。即使是处理相似的主题和题材，也会尽可能地区别于他人，区别于自己已有的创作，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多样与统一。
以李有干为例，他以盐城西乡作为创作的根据地，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并以自己的大量作品构筑了具有标志性的文学高地，使他和他的创作成为盐城、里下河乃至江苏儿童文学的品牌。这一品牌的内容是丰富的，仅从创作上说，李有干的作品具有时间上的跨度、空间上城乡的区别和审美风格上的异质性。这是对一个有着相当长的创作历程且有着大体量作品的作家进行认知与评判时应该注意到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作家的整体价值，才能更好地阐释单部作品的意义。
生动刻画盐城西乡的人与动物
李有干的长篇儿童小说《酷热的夏天》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文化意味与审美风格方面带有此前创作的鲜明印记，比如对盐城西乡民俗风情的描写就是作家的长处，同时，处理具体内容时的写作方式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小说从主人公之一秋燕到卢家做童养媳开始。童养媳对于现在的小读者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旧时代的婚姻形式。有不少成人文学都写到了童养媳，大都将童养媳刻画成受害者形象，将婆婆塑造成虐待者。由于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与情节需要，李有干塑造了不一样的童养媳、公公婆婆和小丈夫形象。公公卢泰和是个开明商人，他在乡下有土地，在城里开着大药铺。他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理解新事物与西式文明。他既不让秋燕裏脚，又给儿子阳子剪了辫子，即使是在乡下，也给孩子办新式学堂。婆婆福婶受丈夫影响，从不把秋燕当童养媳，而是当作亲生女儿一般，说“先不谈婚事，过了18岁成人以后，如果觉得合适就结为夫妻，若不愿意也不强求，就做她的女儿，现在则以姐弟相称”。这让从小受苦又遭到后娘虐待的秋燕倍感温暖，也让她以姐姐的心态对顽皮的阳子呵护有加。秋燕不但在生活上照顾阳子，还与阳子一起上学，接受新思想的教育，这样开明温暖的家庭不但为姐弟俩走上革命道路做了铺垫，也是对盐城西乡乡村政治、文化与伦理生态的生动描写。
小说中狗的形象也值得一说。类似的动物形象在李有干此前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像小狗“黑子”一样，担负了这么多的情节功能与形象意义的并不多。小说中的几个重要情节都与“黑子”有关。“黑子”压死了自己的小崽子，就将刚生下来没几天的秋燕衔进自己草堆里的狗窝，当作亲生孩子般用乳汁哺育。后来，阳子因为妒忌“黑子”与姐姐更亲近，便恶作剧地将鞭炮绑在它的尾巴上，受了惊吓的“黑子”窜进邻居的草堆里引发了大火，随后姐弟一块儿割草赔偿，也加深了阳子对姐姐的感情。在故事的最后，为给鲁艺老师毕蓝保胎，姐弟俩冒险回家取药，返回时遇到鬼子追击，秋燕牺牲，黑子也与鬼子同归于尽。在一部以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品中，给一条狗这么大的篇幅，让它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一定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艺术构思。作品不仅写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写出了盐城农村人畜相伴的生活习俗，更通过“黑子”这一形象写出了温暖，写出了情意，甚至写出了正义。在作品中，“黑子”是一条狗，更是一个被童话化地处理了的、具有人性意蕴的动物形象。
以生育为线索，
追述华中鲁艺的革命历程
《酷热的夏天》反映的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也就是后来简称的“华中鲁艺”。当年许多热血青年和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盐城这所革命艺术学校，以笔为枪，用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宣传抗日思想，不但在鼓舞新四军抗战斗志、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从这所学校走出了许多文化人才与艺术家，创作了许多传播甚广的革命经典，在抗战文艺和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是一个重大的红色题材，一旦想到以这一题材进行创作，我们显然会有许多的阅读期待与作品想象，比如如何培养革命文艺人才？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如何克服艰苦的生活？鲁艺的青年们如何与战士和人民打成一片，又如何与敌人周旋？鲁艺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如此等等。但《酷热的夏天》避开了这些通常的构思，如果一开始不知道这部小说的题材背景，可能很多读者完全想不到作品会给我们讲述华中鲁艺的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逐渐知道了先前来卢庄教书的许先生原来是个革命者，正是他的一封信让秋燕姐弟投奔鲁艺，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当秋燕姐弟真正到了鲁艺后，情节依然在不断挑战我们的想象空间。故事中有鲁艺生活的描写，我们也知道秋燕是因为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进了音乐系，阳子因为机灵进了戏剧系，但小说的中心情节却是围绕戏剧系教授毕蓝展开的。更准确地说，是围绕毕蓝腹中的孩子展开的。
毕蓝和她的丈夫老袁原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因为身份暴露和工作需要，先后被党组织安排到华中鲁艺工作。老袁为掩护一批青年到苏北，在过江时牺牲了，临终前托付鲁艺负责人鲁平，要毕蓝把孩子生下来。这不仅是老袁的遗愿，也是给为革命牺牲了许多生命的袁家人留下后代，更重要的是，对华中鲁艺人来说，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就是“革命的火种”“鲁艺的希望”。所以，这才有了其后的一系列情节：让毕蓝辗转躲避鬼子的追击，阳子为严重妊娠反应的毕蓝寻找地瓜，乡绅姚伯仁一家照顾毕蓝，秋燕姐弟为毕蓝保胎冒险回家取药，乃至秋燕、姚老太、鲁平、许先生等人因此牺牲。
这样的构思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对题材的处理也不同寻常，而对以少年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儿童文学来说，以生育作为推动情节发展、引发矛盾冲突的关键线索是不太常见的写法。当隐约感到毕蓝的身体不适可能是因为妊娠反应时，我开始担心作家如何在儿童长篇中处理这个内容，而当情节发展越来越将毕蓝的怀孕生育置于中心时，我的思绪从担心转变成了探究。我想知道作家如何处理这个难题，如何利用这个别出心裁的故事创作出一部儿童文学，想知道作者要告诉孩子们什么，教育他们学会什么。
以富有人文精神的笔触书写生命
因此，不能以一般的红色题材的作品来定义《酷热的夏天》，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情节设计实现了多重主题的表达。首先，这是一部展现红色革命传统的儿童小说。它不仅是对鲁艺的纪念，对鲁艺人的致敬，更以生动、感性而又感人的故事告诉我们，鲁艺是不朽的，鲁艺是有传人的。那片广阔田野上的人们，呵护着毕蓝腹中的孩子，甚至献出了生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革命的薪火相传。同时，这又是一部文化小说。故事告诉我们，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具体的时空中由许多革命者的具体活动来共同完成的。我们看到了那块土地上的不同阶层与不同性格的人们，看到了那块土地上的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第三，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对于秋燕姐弟来说，这种成长是根本性的转变。一个是为生活所迫的童养媳，一个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却共同因为新思想、新生活的感召，早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年纪虽小，却完成了人生的脱胎换骨。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在题材、主题与艺术上的最大亮点是，这是一部书写生命的小说。它与当下许多以自然、环境、伤残、疾病等题材的小说不一样，它以母亲的孕育、生命的诞生，特别是严酷环境中不同人们为新生命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深刻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对小读者们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生命教育。我认为，这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是一次突破。我们需要这样直面生命、富于人文精神的对生命的文学书写。这样的书写是有难度的，但李有干以他富于前瞻性的人文情怀、长期的文学积累和创新精神、周密的艺术构思和巧妙的艺术表现，为孩子们写就了一部生命之书。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