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鲁迅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以来，其内涵与形式的嬗变从未停止。随着文学作品中乡村形态的变化，关于乡土小说的形态界限及其存在的合法性等论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虽然在上世纪末出现了乡土文学作为整体性的文学现象是否会终结的争论，但纵观近年来的创作趋势，乡村叙事在新一代青年作家笔下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中，乡土书写并未销声匿迹，在写作视角、伦理关怀与价值呈现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前代作家的气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于新一代的青年作家而言，乡村生活经验愈发稀缺，即使是拥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写作者，也通常在青少年时期就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故在他们试图书写记忆中的乡村时，描绘的多是童年印象中的乡村。换言之，在他们笔下，乡村书写往往与童年经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选择叙事视角与人称时，也多采用儿童视角与叙述口吻。智啊威的《在河水的嗓子里》讲述的是两个留守儿童的故事，叙述者与伙伴三娃的父母同在海口打工，留下两个孩子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思念父母的孩子眼里，流向长江、流向大海的河是他们与父母的唯一联系，在写信叠船未果后，无法忍受思念的三娃试图顺水而下抵达海口，最终消失在河水里。这是一代留守儿童的伤痛经验，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作者得以进入少年的心灵世界，准确地写出了孩童细腻的心理感受。与之相似，《世世无穷》与《夏逝》两篇小说，前者以溺亡的哥哥为讲述者，全程以第二人称进行叙述，讲述妹妹因自己的羊被卖掉而服毒自杀的悲剧。后者则以倒叙的方式回到童年，用愧疚的口吻回忆自己因年少无知导致玩伴溺亡的往事。智啊威笔下的乡村饱含伤痛意味，但这份伤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苦难，更多来自人物内心的孤单，及对童年往事的遗憾和悔恨，具有明显的私人化特征。在叙述过程中，作者不断地提示读者故事的回忆性质，“二十年前”“多年后”和“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七年夏日”等对时间的标注频繁出现，显然，只有当时间回到童年时期，其乡村经验才得以被再现，与其记忆中的乡村印象相匹配。
在叙述姿态与创作立场方面，青年作家很少在面对乡村时做出明显的价值判断。小托夫的《解鳞》讲述的是发生在乡村的一次盗窃，村里养羊大户的羊群一夜间被全部盗走，最后只抓到了一个盗贼，故事就围绕着村民和这个盗贼展开。在村民的暴力审讯下，盗贼坚持不供出同伙的下落，于是村民们决定以“解鳞”的方式惩罚他，即像刮鱼鳞一样剃去他身上全部的毛发。无论是前半部分的盗窃行为，还是故事高潮时众人围观一丝不挂的盗贼的场面，都充斥着野蛮与混乱的气息。如果以此视角介入文本，不难发现其中一系列的伦理与道德问题，当唯一的盗贼被绑在树上拷打审问和解鳞时，价值判断的依据被模糊了，在拷打和羞辱下仍拒绝出卖同伙的盗贼被塑造成一个近乎硬汉的形象，而动用私刑的村民也并未被简单地描绘成鲁迅笔下的看客，作者在错综复杂和难以言说的乡村形态面前选择了隐身，隐去立场性的伦理判断与价值选择。这样的创作姿态的确导致了批判性的缺席，这是青年作家未尽的遗憾，也是时代变迁以及乡土经验变化的一种可能。在书写乡村较为原始或野蛮的一面时，他们的姿态与立场不再是启蒙式的，不再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地俯视乡村，而是自觉地采用更为平和的叙述姿态。在这样的叙述姿态下，作者试图发起的是对人的尊严问题的探讨，而故事结尾留下的谜题更关乎同情与仁慈。
在这样的创作姿态下，青年作家笔下不乏对乡村的温情想象。黄守昙的《乌雄与阿霞》写的是一对乡村夫妻，两人交替外出打工，一人留守乡村照看孩子。乌雄与阿霞是庞大的打工者群体的缩影。在面对这样一个平凡的家庭时，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夫妻之间简单却不失微妙的情感问题，并选择用朴实沉稳的口吻缓缓叙述。小说对乡村的表现存在于大量的细节里，费尽心思运回家的陶瓷餐具，儿子不肯给别人的鸡蛋，床头被钉上的窗户，所有的细节构成了一个乡村家庭的生活图景，透过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作者关注的是乡村人不轻易示人的内心世界。甫跃辉的《雀跃》讲述的是两户同姓人家之间的纠葛，为争夺共有的一堵墙上的瓜果归属问题，大人们彼此争吵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而两家的孩子却不期成为玩伴，最终两家人也重归于好。甫跃辉善于从小处入手，纠纷以乡村常见的瓜果归属问题开始，结束于孩童手里的鸟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作者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情感变化的着力点。在这些故事中，乡村不再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或某种符号被展示，作者对乡村的观察落在或许并不能代表群体命运的个体身上，他们发现乡村中的个人，发掘乡村中的个人化经验，展示乡村的一角而非宏观全貌。在对乡村个体的书写中，青年作家们展示着一代人的人文关怀，这份关怀并不建立在抽象的感受上，其对象是乡村中默默生活的个体，是村庄里通常无人注意的角落。
在一些青年作家笔下，乡村也被塑造为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王苏辛《唢呐》中的青峦镇就是这样一个世界，镇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且每个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疯掉的“一枝花”、老姑娘刘曼丽、长寿的徐太婆、吹唢呐的韩跛脚，在面对这些人物时，作者放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拒绝一切心理描写，而是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每个人的传奇经历，其间夹杂着预言与诅咒，以及种种不合常理的诡异事件。这样的叙述方式拉开了读者与人物间的距离，使人物在具有传奇性的同时变得难以理解，进而将整个乡村置于云雾中，构建出一个神秘的、扑朔迷离的乡村印象。
说书人式的叙述在郑在欢的乡村书写中亦有体现，《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以类似传记的形式展开，每个故事都是对一个中心人物的介绍，并且用“圣女”“狂人”“恶棍”等特征明显的称谓为其命名。郑在欢将故事总结为《病人列传》，所谓的“病”其实是每个“传主”的独特经历和特殊性格，而奇异则成为乡村中的人与事的主要特征。无论是用生命守护一株枣树，还是痴迷于捡拾粪便，抑或以善于吵架闻名于邻里，都超出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些异闻也因此具有趣味性，共同构成一个陌生的、新奇的乡村世界。甫跃辉《红马》中的老人坚持为死去多年的马上山割草，不惜因此与家人发生冲突，被阻止后仍倔强地上山挖松根，像一匹不能停息的战马。在老人的回忆中，他年轻时独自骑马下山，遇到受伤的年轻女子，最后发现是扮成人形的精怪，化作一把檀香木梳子被投入火中，红马也随之死去。在志怪小说的脉络中，这个故事本身称不上新奇，而老人倔强的态度与小说结尾对故事亦真亦幻的呼应将老人的命运与红马连在一起，为故事增添了厚重感。这里的乡村是神秘和奇特的，容纳了不计其数的奇人异事，面对与城市经验相去甚远的乡村生活，青年作家们化身说书人，以远归者的身份向读者转述新奇的乡村经验，构建日常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总体看来，乡土叙事在新一代青年作家笔下并未消失，而是与多样的个人经验相融合，在不同的叙述视角、创作姿态与想象方式下呈现出多种风格。青年作家们的创作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将会有怎样的新变，乡土文学在新力量的注入下是否能够生长出更丰富的形态，更值得我们期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