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劳动者的写作不断成为社会话题，受到各个角度的关注和讨论，其中也不乏网络时代特有的流量命题。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写作的散文、诗歌，本来首先属于文学——而且是严格的当代文学范畴，但是他们引发的关注主要并不来自当代文学的从业者。今天文学评论仍然主要关注训练有素的职业作家们的作品。这与其说出于理论的傲慢或专业的偏见，毋宁说在养成当代批评家的话语体系中，很难生产出针对这类普通人写作的评论文章。职业作家和职业批评家们长期以来形成了某些微妙的默契，作家写出、批评家识别出可以马上冠以“繁复”“深刻”“渊博”“知识与思想”“叙事的迷宫”“表意的焦虑”等评价的文字，然后双方合谋生产出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及其评论。但这些批评模具面对劳动者的写作大部分失效。批评家们往往采取两个策略回应这一失效：或者宣布他们的书写不够专业、不够成熟，或者重新设置一些命名，从早年的“底层书写”到近几年的“非虚构”，其实都是试图为难以囊括进训练有素的当代批评体系的写作找一个打折的安放空间。

但是，文学的价值是由谁、依据何种标准来判断的？职业批评家群体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有独特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是绝对且唯一的吗？当更多的普通人对批评家们奉为经典的作品兴趣寥寥却能为这样的作品打动的时候，这些写作已经向当代文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样的文学是有意义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起点。中国文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这意味着扬弃数千年积淀形成的一套固定的情感意象和表达方式，重构抒情叙事传统。为何转型？中国古典文学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美学体系以及与之匹配的成熟精湛的美学技巧。从美学成就来说，它至今都是人类艺术中难以逾越的高峰。所以回到历史的起点，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可能将自己取代古典文学的合法性建构在艺术技巧的超越上。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新青年》杂志上发生的文白之争，都指向一个明确而全新的文学目的论：古典文学不是在艺术技巧上乏善可陈，而是与社会大众距离太过遥远，难以进入普通人的思想认识和情感经验。而现代文学取代古典文学、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在场的活的文学，就是要创造能够为大众所阅读、所理解、所共情的新文学，要用新文学重塑现代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与情感结构。

所以，如果不从技巧的成熟度而转向从这个起点上的目的论来观照发展到今天的中国文学，客观说是不尽人意的。今天职业作家的文学可以与世界文学在文本之间对话，却不能与真正生活着的十四亿中国人在真实的生活现场、真切的情感经验中对话。1988年，王蒙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今天文学还失去了什么？今天，有多少每日奔走在柴米油盐中的普通人，能够在对当代文学的阅读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图景？看到自己难以言说的压力、痛苦、孤独、喜悦、安慰？有多少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能与当代文学那些充满哲学深度与艺术谜题的书写共情？

这样说并非是否认文学应有自己的深度与高度，而是提出这个问题：在深度和高度之前，文学首先是对当代人生活经验的再现，要与无数鲜活的、普通的生命悲欢相通、喜乐与共。缺失了这个前提，不能深入人心、让人共情的文学，无论怎样的深刻渊博，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计兵、胡安焉们的写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话题性，而是他们感受生活、表达情感的写作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问题意义。这种带着生命热度和情感能量的文字，激活了当代文学从起点上就非常重要却在今天日渐被遗忘的重要内涵。当我们从王计兵的诗歌中读到母亲总是给他的电瓶车设置低速键，“作为一名和秒钟抢速度的外卖骑手，在母亲面前，不得不缓慢下来”，读到我们的名字被丢失成“上一个”或“下一位”，读到“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这些诗句，读到“七十八岁的父亲一面收拾碗筷一面用手掌擦去母亲下巴上沾着的饭粒”，读到火车在家乡和城市中的来来往往，读到夫妻的玩笑口角，读到医院排号、地铁安检，这些诗句将我们结结实实地拉回现实生活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我们和作者只是谋生之道不同，但柴米油盐中的悲欢是相通的，奔驰在陌生城市中的冷暖是相共的。读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之时，常常觉得作者与自己非常近，应该多次擦肩点头招呼过。“自尊心是一种妨碍”“工作中我正在变得更加易怒、急躁、没有责任心”，这些话是从他书里读到的，却似乎早在从他书里读到之前，我们聊天已经聊过，似乎是他说的，也似乎是我说的。

这些书写也让我们回忆起，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上，作家们“体验生活”曾是一种必需的写作方式。从文学本身来说，如果不能让普通人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不能与尘世中的普通人悲欢喜乐相共情，那文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