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已向公众开放三个多月，8月累计参展人数10567人，创文学馆建馆以来单月参观人数新高，9月累计参观人数9981人，10月累计参观人数9461人。特展以“革命文物展+文学展”的联动力量来讲述中国故事中的红色篇章，通过“博文学之物”的方式，将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凝聚在同一精神空间之中，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精神共同体，让观众人们沉浸其中，重返革命历史，感受历史的涤荡。
本次特展是把观众与现实、历史相连接的重要方式，其本质是一次“文学表达”，是关于战争与革命文艺的表达。因此应将展览视作一个“泛文本”，将其放在文学的范畴中去理解。
历史与现实的合理交融与逻辑统一
文物需要各种灵活的方式来呈现、放大其中的重要内涵。“坐标”特展的亮点之一在于其以文学馆馆藏文物为基础，最大化地呈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例如萧三的手稿《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抗日军政大学》和《在枣园过年》等，就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历史细节，并侧面勾勒出不同时期毛泽东的形象图谱，再由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香山等事实过渡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展览中的历史关联不是生硬的联系，而是遵循历史逻辑的联系，也是历史与历史片段、历史与现实情境、历史与人心的关联。
“坐标”特展还回答了激荡人心的文艺作品从何处来，以及艺术创作的生成路径和通道是什么问题，答案就是从现实中来，也从历史中来。也正因如此，这些文艺作品才拥有了超越时空的恒久性、精神性与艺术性。展览中展出的巴金先生的《赴朝日记》原件是他在1952年3月至10月和1953年8月至12月两次入朝的鲜活记载。巴金“努力钻进生活”，体验并用文字见证火热的前线生活，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了下来，小小的日记本是对战争最直观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史料价值。
原件手稿亦有“光晕”，它们独一无二，以最原真的色彩展现那段时光。值得关注的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原件手稿的展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写于魏巍第一次入朝亲眼看见战士们浴血奋战的战斗场面，亲历战场的他内心受到震撼，于1951年4月1日夜里含泪写出了这篇经典的报告文学作品。经由战争现场，群体情感感染了个体，个体内化成为私人情感后又通过转化创造出了具有群体情感的文艺作品。
许多文艺工作者走向抗美援朝战场，是对责任使命的毅然承担，是艺术自觉与革命自觉的双重体悟，这也成为此后文学创作的优秀基因。巴金《团圆》《赴朝日记》、舒群《战地日记》等多部手稿，李蕤等赴朝作家的家书、日记以及志愿军战士的书信、黄谷柳战地摄影等，是作家们奔赴朝鲜前线见证的历史，是鲜活的记载与情感的表达。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用最沉静的姿态，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让观众触摸到更为清晰、真切的历史细节，感受最持久、动人的精神力量。“坐标”革命文物特展正是以时间延展和空间变换等新维度思考革命历史，并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和审美体验延伸至观展活动之中。
赓续革命精神谱系，紧扣新时代文学“美学样式”
文学博物馆究竟能够做出何种尝试，带来何种具有异质性、新鲜感的体验？从这个层面上看，“坐标”特展是有关于红色革命文学的美学再实践。特展首先体现了纳入“新时代文学”发展源流之中的抗美援朝精神所体现的革命传统。新时代文学是有着积淀与精神谱系传承的文学，其凝聚着既往文学传统中的精神力量，既有共时层面的现实意义，又有着历时上的史学逻辑。它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继承的，传递着革命传统中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与文化情怀。而与救亡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传统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当代中国内在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新时代的视野中加以赓续。
在新中国文艺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文学发展构成一种交互渗透甚至深度融合、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中国社会已迈入新时代新征程，新时代文学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坐标和新视野中应运而生。可以说，新时代文学之“新”，其要义之一是新在更加重视渠道和载体。对应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接受美学的转型，公众渴望拥有更多的形式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如线上直播文学讲座、文学脱口秀、文学元宇宙空间等，还有一系列与“互联网＋”结合的策略加快了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步伐。从这一语境中看去，文学博物馆的文物展、文学展，是新时代文学中不可忽略的又一形式载体，其能以更具体可触的、更具普及性的载体来阐释文化的传承，深刻反映时代变革，呈现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成就、凝聚耀眼的光芒。
个体情感凝聚成情感共同体
如果说情感是无形的，总需要有依托之物，那些在展览中陈列着的抗美援朝相关的日记、书信、小说、戏剧集、通讯、军功奖状、立功证明证书、赴朝纪念章、慰问团手绢等实物便是最直接的载体。它们告诉我们，抗美援朝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传统是在现实的点滴之中凝聚而成的。
特展第五单位展出了志愿军战士写给黄谷柳的书信，观众在看到这些信件内容之时，心灵被击中，因为黄谷柳在此刻已经不是黄谷柳了，他是志愿军战士们的“树洞”，是一个情感载体。正因有黄谷柳的存在，战士们得以倾诉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感：他们对于文学的向往，他们对于战争结束的憧憬……这些书信大多都是离别之信，写给当时即将离开前线的黄谷柳。书信是未完成的，因为战争的动荡、距离远近等种种因素，此去一别也许就是生死两别，这些信也许是某位战士的绝笔。也正因如此，这些书信的未完成性便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厚重。
正是在这些日记、书信、照片之中，观众可以得知，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里也有细微的美好。志愿军战士们在浴血奋战之外，还是有血有肉的“个体”。黄谷柳怀中的小猫、正在春耕的朝鲜老百姓与112师宣传队在松林中歌唱等胶片相机记录下的瞬间，这些记录真实可触，因此散发出细腻而迷人的气质，其背后拥有深层含义，指向潜藏在残酷战争背后的美好人性，更体现了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战争时的革命乐观主义。
“坐标”特展告诉观众，文学馆的革命文物特展保持着文学最本真的情感底色，文学始终保持着它的“启蒙性”。文艺工作者们在紧急时刻从未缺席，而是迎难而上，和志愿军战士们共同站在历史的最前线。
革命文物特展也说明了中国作协所重视的文学馆的“窗口”功能建立在与公众的交流性、互动性之上。作为公共空间的展览重唤了一种普遍性、公约性的价值信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坐标”特展令传承抗美援朝精神有了具体载体与空间，这个独特的精神场域召唤着观众们的情感——对历史的敬畏，受到文学精神的感染，于是参展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宏大的“情感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系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