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越的《必须写下我们》，看到她落落大方地面对所采访的倪匡、苏童、托宾、勒·克莱齐奥等对象，依旧“保持”着泰然自若，敏锐机智。读得越深入，越觉得这是一种天然。她热爱写作，同时，她也懂什么是好的写作。
吴越心思异常敏锐，她本能地有守卫某种精神领地的意志。她正努力借个人微小的力量重申对写作或是“文学性”的敬畏与门槛。比如对青年作家班宇的采访，就是在验证与拣选对面的人是否依旧“替命运暗河中那些嘶哑无声的溺水者放声歌唱”。她坚持着未被申明过的、对沉默却伟大之人的爱与共情的标准。
吴越总是善于托举的，被她托举的人可以准确又稳妥地被聚光灯打亮，既不局促也不突兀；她也习惯了隐身，习惯将自己藏身于人群之中，于是便有了张悦然所说的“你不能总是站在人群背后”。比如《索南才让：游牧与蹲守》由一则编辑手记、一个发表前的访谈以及吴越对索南才让之后发表的新作的短评所构成，它们共同记下了一位青年编辑在新人作者成长道路上留下的那些隐秘的痕迹。这些痕迹我实在太过熟悉以至于可以瞬间辨认，所以见她在文中那样冷静的一笔带过时，我甚至产生了一丝悲伤——她只说读过小说非常激动，我便能想见她的激动定是那种眼眶发热；对作者慢慢修改的安慰与踏实；对前辈意见的思索与领悟；对艰难修改中的不安与抚慰；再到宣布结果的看似冷静；亲力亲为寻找评论者；与万玛才旦交流前的忐忑……吴越的文字那样冷静，不着痕迹，可她的自豪与欣喜却无法隐藏地跳过冷静的叙述击中了我，让一切都有了着落。这一刻，我便知道吴越是真的出于“爱”。
吴越所处的提问位置常让我想起在狭小的电梯间面对突然闯入的老板时的情境。她需要在楼层灯灭掉之前完成一个短暂的自我介绍与职业推介（交流以及提问），并为自己争取到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一篇出色的采访稿件）。可供她施展的舞台并没有多大，而时间只限于提问的陈述，况且对方的回答又无法预料。结果是，吴越从未让我们失望。她的访谈常以温和、平静开场，但那暗藏机锋的提问一定藏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再被她不经意地抛出。在对方已经以为可以浅浅带过之后，才发现问题背后的暗能量让人措手不及，有时候受访者像是被看穿了什么把戏而不得不略微停顿下来。
吴越善于发现与众不同之处，懂得引导，但又常常话锋一转，再将问题引向深入。比如，她在采访何伟时，对于何伟的写作身份的转换提出了疑问，这个问题或许暗藏了吴越的多个心思。她首先指出了何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班”出身，同时她又在质疑着某种权威性的旁落，但问题却没有落于以上的任何一个方面，她尖锐地指向了这一身份的转换是否是某种“策略”。吴越的提问是“凶狠”的，但过程本身又充满了对“对手”的诚恳与尊重。
除了提问，看过“辑四”中她与李黎、郭爽、李梓新等人关于“非虚构”创作的对谈，再来回味书中最后一章她自己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在这个可能是虚构的世界上，非虚构能写什么？》中，她对李黎说：“我们应该站在人类的尺度而不是更杳渺的高点上，享受可证的过去、川流不息的当下、近迫的未来以及一切可能的边际。”于是在《重返光明街》中，我们看到她努力抓住汶川地震后试图恢复恒常生活的普通人的挣扎一瞬，为的是“它曾在不为人知的黑夜唱过那些悲伤与希望的歌，因为它让我们见识了在国家的肌体中一根毛细血管所能达到的尊严、善良和韧度——而竟不意识到自身的伟大。”我喜欢她在文中的用词：尊严、善良与韧度。在《重返光明街》中，吴越写出了无常命运之下普通人的悲痛与安然，写出了人的生命力。我还看到，吴越因“无法回避主观视角”而无奈，但这个视角显得格外难得，她其实是真正打开和窥见了某种“真实”——这正是“非虚构”这一文体一直想探寻其存在必要的那种属性，一种无须证实却又不得不发出的“呐喊”，而这种属性恰恰证明了“非虚构”写作本身的价值和力量。
《必须写下我们》是多文体的，它有很多别人的话，别人的观点，甚至还有“课堂笔记”或是作家本人的“自述”，有些是吴越写的，有些也是在她的主导下完成的。里面囊括了她的品位，她的智慧，她的得体，或是她的理想，她的坚持以及她想要抓住的瞬间——那些必须写下的东西。这样的编排其实都在阐释着吴越所要真实传达的东西，为读者打开了有关文学的更多可能。吴越写下她的来历、身份、寻找与时间的流逝，这一个又一个出现在她面前的形形色色的人，其实正映照了她自身，她面对他们，像不断地面对不同样貌的自己；而阅读中的我们，也似从书中看到了一个个被写作改变的自己。
吴越在书中援引了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关于人死亡的说法——“一个人的死亡有两次，一次是肉体上的消亡，一次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消亡，后者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烟消云散。”吴越相信在“烟消云散”之后，还被旁人或后人所念及乃是“非虚构”的使命。我想，吴越所拥有的、坚持的与相信的，在时间之流流经我们身边时，已带来了她的爱与暖的讯息，让我们在她的文字中再一次感受文学与写作带来的美好际遇。幸运的是，这是早在“烟消云散”来临之前便发生了的。
（作者系《天津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