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阅读的外国文学，是一本无头无尾的书，书籍上显示它的书名是《无头骑士》。当时我读小学，能读到的书极少，《新体育》《封神榜》都会被我多次从头翻到尾，尽管读得磕磕绊绊，但绝不肯漏过一个字——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后果是，对黑暗的恐惧，总感觉某些黑暗处埋伏着憧憧人影。我不知道故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无头的骑士”将牵出怎样的命运之谜，甚至经历了这么多年我对自己读过的部分也已经遗忘，但，我记下了那种感觉，记下了恐惧——不光是我记下了，现在生活在郑州的树哥哥也还记得，他在家人群的微信里还不忘对我嘲笑：小浩那时读小说，吓得晚上都不敢自己上厕所！

到了中学时代，我基本上是与外国文学“绝缘”，除了课本上少量的文字之外。当时，我极度地迷恋于中国古典，搜罗所有可以搜罗到的古典文学书籍（包括高中、大学的课本），王力的《诗词格律》让我如获至宝……三年的初中生活，我的大半时间沉浸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同时学国画，写繁体字：我承认，除了极度认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字魅力，我还认可它的精神诉求，包括成为“君子”。那段时间里，在我和弟弟眼里属于“老封建”的父亲都对我另眼相看，认定我是“满清遗少”，认定我的身上充满着一种旧时代的陈腐气，并会将这种陈腐携带终生。也正是基于此，我与外国文学的之后相遇并不是风顺帆轻，而是……还是用事例说话吧。

遇见《百年孤独》

1988年，到沧州师范上学，在那时候开始接触现代诗歌和外国文学，当时我感觉空气中充溢的都是急于获得外界知识、急于提升自己以及急于“拥抱世界”的气息，它馥郁，热烈，冲撞，甚至有些蛮横……我承认自己有最初的抵触，它和我理解的、认可的文学太不一样了，它和我的“君子”的理想太不一样了。感恩那个开放的年代，我承认当时自己阅读外国文学是一种“胁迫”，这种胁迫是一个集体性的流行，而我那样的年纪根本无力拒绝这一流行……但拒绝和抵触还是坚固地在着，记得同学从图书馆借得了一本外国作家的小说，我看了大约二十几页——我判定，它是一本坏书，肮脏恶劣的书，出于对自己旧有理念的维护，我一时冲动，当着借书同学的面撕掉了那本书。当然是有代价的抵抗，现在想起来，我依然会从心底里感觉羞愧。另外一个抵触和拒绝的例证，我曾在不同的时间和文字中谈及过，那是我与《百年孤独》的相遇。在我听说这个书名的时候它已经显赫得不得了，然而我无法“连夜”找到这本书，学校图书馆里查询不到，周围的同学也没有谁有这本书。我只得一次次羞愧地听着别人谈论，那时我似乎尝试向王培敏老师“借”，得到的回答是这本书不借或者我正在看，反正，没有。几年后我认识了李文东，他把我领到他的书橱旁边一次“塞”给我三本书，其中就有《百年孤独》。然而，我回家后迫不及待地翻开，大约两三天，三四十页；然后又有三五天，70页左右。我读不进去，那么多的线头、那么多的人物把我缠绕在里面让我找不到路径甚至感觉某种窒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次次打开，用依然的“先期的热情”，最多的一次读到八十几页。其间我还和李文东有过交流，然而我不得不说，我被阻挡在外面，一次次。如果不是它显赫的名声和我准备下的“先期的热情”，它将会和我永远地错过。

或许是某种的机缘巧合？1995年，郑州《百花园》组织小小说笔会，从未发表过一篇小说的我意外地受到邀请。书，是一定要带的，我踌躇良久，决定装得有理想有学问些，带了《百年孤独》。笔会时间不短，大家对我是陌生的，当我凑过去和小小说作家们交谈，得到的是客气的冷漠，敷衍性的回答。一百余人的大会，我突然感觉异常的孤独。没办法，我就躲在房间里，翻开带来的《百年孤独》，一页一页往下翻：这一次，我读到了一百多页，突然间读出好来了，有种豁然开朗、突然透过了强光的感觉，那种美妙实在让人兴奋。我用力地按下这份兴奋，决定从第一页“多年之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他就会回想起他父亲领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重新读起。

有人进进出出，有人找寻高海涛，午夜的时分高海涛归来，然后是鼾声响起……我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我一个人，在《百年孤独》的故事和氛围里沉浸，感受着遥远的、阴影巨大的土地上种种事件的穿梭更替。霍塞老人的房间里行走着忘记了时间的灵魂，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融化了他已经做好的金鱼，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了天空，食肉的红蚂蚁毁掉了花园和“最后一个人”，“这手稿上所写的事情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重复，因为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中的世家绝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第二次的机会”。我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是凌晨五点，我极不愿意读完它，因为读完意味着这一美妙旅程的某种终止……我百感交集，我兴奋不已，内心里涌动的激情和幸福极需要迅速地说出，于是我故意弄出巨大的响动，故意在高海涛的耳边咳嗽，故意——但他睡得很沉，不肯醒来。没办法，我就走到楼道里，在楼道里一遍遍来回走动：我希望能遇到早起的人，试图晨练的人，我一定要把他拦下来和他谈《百年孤独》，无论他是谁。

太多美妙，以及美妙中的智慧

……关于我和外国文学的相遇故事应至此结束，不再多说。我说的至此结束并不是说我以后不再阅读外国文学，恰恰相反，在《百年孤独》之后，我阅读最多的就是外国文学，我也可以像王小波那样坦言：我的师承来自那些翻译家们，是他们培育了我的文学认知、文学理解和审美，是他们启发着我引领着我，同时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大脑有好处的药剂——大脑是人类灵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文学的珍稀风味，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才能被欣赏，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已经为这种美奉献了你自己的血液。”（纳博科夫）我说不再多说的意思是，在此之后，我认定自己走进了一条美妙、丰富而百感交集的旅程，我饕餮，我如饥似渴，我吸纳，我滋生——这一切都是自然而言，再无可更多讲述的故事可言。我承认，如果不是在郑州时对《百年孤独》的阅读，我很可能会永远地（至少是很长一段时间）被外国文学中难记的人名和故事讲述的方法阻挡在外面，看不到其中的丰富、美妙和深刻，并且会在自以为是的道路上继续下去。在阅读过《百年孤独》之后，许多略显艰涩的外国文学以及它们不同类型、不同写法都已经不会对我阻挡，我觉得这个阅读经历让我实现了某种的“跨越”，也不再有之前的那种“惧怕”。三十几年里，我反复地提及（特别是向我的学生们）一个词，“审美溢出”：审美溢出，是说我们的旧有审美经验、旧有观念在面对一个崭新文本尤其是具有某种“灾变”特质的文本的时候，它是容纳不下这个“新”的，它无所适从，那个文本和它所代表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就是溢出了我们审美，我们旧有审美的容器已经装不下它。这时候，我们其实更应当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应当更换更大的容器了？那种不适应、感觉不知所云会不会是我们自身的问题，而并不是作品的？面对一个和之前的阅读很不相似、甚至和我旧有的理念相悖的作品，无论它是文学的还是哲学的、社会学的，我现在的做法是，先接受再怀疑，让自己保持必要的耐心和必要的先期热情，以准备迎接……很可能，很可能这个“灾变性的不同”能够给我的，会比之前数本书籍给我的更多。我看重向难度的挑战，看重那些对我审美构成挑战并有力说服我的图书。我期待它能带我进入到一个新天地，正是这个新天地的到来，我的审美的容器才得以不断地阔大。就是说，有些文学尤其是国外的文学，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或者某个阶段对我们的审美构成挑战，引发不适——但这个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先于理解之前做出判断，先判定它是不好的不对的，而是继续保持一种先期的热情认真阅读，读过两遍、三遍之后再形成判断。有时，是因为旧有审美的局限限住了我们的思维，我希望我们能够打开，不断打开和接纳那些“被我们错过的风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拓展我们的审美“基本盘”，让它变得越来越大。我会以我在阅读《百年孤独》时的遭遇举例：如果我在几次阅读不进去的时候就放弃了，可能我错过的不只是这部作品的美妙，而是太多、太多的美妙，以及包含在这些美妙中的智慧。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马里奥·巴尔加斯的这段话让我深感认同，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然而我无法比他说得更好。对于外国文学的阅读，我承认我的这些感触会更深。我看重文学的美妙、魅力感和它的生存启示，但我更为看重的，是它的沟通性，是它通过对人物和故事的塑造而让我们获得共鸣的那种独特力量，这种力量，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无法完整替代的部分，它作用于我们的理性，但也影响着我们的直觉和感性。它不会也永远不会把具体的人当作简单的物或者冷冰冰的数字来对待，它尊重着每一个个体的种种选择，无论这选择是多么的合理正确，还是偏执愚蠢——文学，只有文学，会让那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和不同观念的人能够在这个纸上的世界中喧哗着发声，他们在争取理解，他们在尝试让我们走进他们内心中幽暗的“那个世界”——要知道，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更少一些残忍。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

需要重提《百年孤独》。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我谈论文学问题，每每以《百年孤独》的做法为例证：一是我太熟悉它了，二是它的精到、丰富和多样确实让人惊叹，用它来做例证往往效果极佳。到2012年左右，我阅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米沃什、卡达莱、斯坦贝克、博尔赫斯和奥尔罕·帕慕克，阅读着罗素、苏格拉底、康德和古典的莱辛，有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再次重读《百年孤独》，这一次，它的基本技法我已经能够掌握：我和作家刘建东说，我现在阅读《百年孤独》和过去时的阅读很大不同，我觉得当那种全然的陌生感、惊艳感消弭之后，它不再是那样好。刘建东也认可，他也在重读。2015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讲课，和研究生们一起交流《百年孤独》，过去我曾多次重读，但这一次，我惊讶意识到自己其实错过了很多，我以为是了解它的，但在重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疏漏太多的情节和埋有深意的细节了，它再次让我惊叹它的浩瀚和魅力。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曾谈到，他认为“一部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讲，《百年孤独》都是经典性的，它永远不会把它要向阅读者说出的那些“耗尽”。

阅读让我与他们息息相关

某个上午，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我把刚刚购买到的《抵挡太平洋的大坝》打开……下午，黄昏。直到黄昏的黄一点点变弱，还有三两页。我就坐在院子里的树下把它读完，又是一份不断激荡的百感交集，我感吁那样的人生那样的命运，也感吁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美妙而锐利的好文字。我在院子里走着，来回走着，感觉自己还沉陷于一个缓缓的、但极有力量的涡流里面。多年以后，我重新购买了《情人》和《抵挡太平洋的大坝》，再次重读感吁和疼痛仍在，但那样初读时的震撼却弱了一些，多出的是冷静的审视。

“‘我把我的思想寄托于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我始终是一个冷静和平的人，没有强烈的激情或狂热，是一家之主，是世袭贵族，思想开明，循规守法。政治上的急剧动荡从来没有使我经受大起大落，而且我希望如此继续下去。可是内心里，又是多么地难过哟！’我知道你熟悉它，《树上的男爵》，伊塔洛·卡尔维诺，我记得你在读到第30节的开始，读到这句话时的情景。你把书合上，一直哭泣，完全像个，丢失了玩具的孩子……你从下午，一直哭到晚上。”它引自我的小说《镜子里的父亲》，我让“魔镜”说出我在阅读《树上的男爵》时的情景：它是真的，在我读到这部小说的第30节的时候。我觉得它所说出的就是我想到而没能说出的，它勾起了我的难过，而我的难过竟然连绵地像一条终于顺流泻下的河。在写作我的小说时，我把阅读来的句子镶嵌在里面，把我那日的和一直积攒下来的难过也镶嵌其中。我觉得我是这本书里的柯西莫，也是这本书里的“弟弟”，我是一个同样的理想主义者，我的内心里也有一部《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毒蛇和毛毛虫公平生活的宪法》……

我还记得阅读到马克·斯特兰德《献给父亲的挽歌》时的欣喜，以至于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我努力寻找他另外的诗，即使某些诗并不具有《献给父亲的挽歌》那样的惊艳；记得布鲁诺·舒尔茨的三个短篇：《鸟》《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记得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萨尔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卡达莱《耻辱龛》，普拉斯的几本诗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选，博尔赫斯的小说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安娜姐姐》，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若泽·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尤迪特·海尔曼的《夏屋，以后》，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我会欣喜于阅读中的快感，感受着某种震颤，又恐惧在书读完了之后的空荡。有时，读过一位作家的好作品，我会记下他的名字，尽最大可能去找他的其他作品。有些作家会马上繁复地出现，而有些作家则要让我等上许久。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巴黎、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的理解是文学给予我的，我对德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南非人的理解和认知是文学给予我的，我对孤独的拉丁美洲的理解是文学给予我的，我对生活在非洲的白人、生活在美国的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生活在英国的印度人、日本人的理解是文学给予我的，文学让我们建立了一种共有的生活和共有的血液，让我成为过男人也成为过女人，成为过老人也成为过孩子，成为过白人也成为过黑人，成为过基督教徒也成为过穆斯林——文学让我建立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人类而言又是何等的重要和美妙。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卡夫卡创造的文学世界里看到了一个被寓言的世界以及作用于生活的种种荒谬，从《爱玛》《包法利夫人》那里学习着对之前漠视的、不熟悉的“他者”的悄然理解，它让我意识到，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是多么无知和可怕；奇异的、有魅力的《树上的男爵》是我最为喜欢的文学书籍之一，除了技艺上的教益，伊塔洛·卡尔维诺还告知我一种理想状态化的知识分子生活和他必须承受的孤独，它让我意识到，即使始终热爱着大地，我也必须与它保持审慎的距离，保持反省和审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也让我知道，我们所期冀的超越种族、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一切可能藩篱、“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毒蛇和毛毛虫公平生活的宪法”也许只存在于向往和想象中，但为此的努力绝不可放弃。在对奥尔罕·帕慕克的阅读中我也拥有了自己的一座伊斯坦布尔，同时真切地让我意识到分散的、局部的真理其实是存在的，而我们身上所携带的文化符号并非是固定的、不变的，在不同的文化、文明和审美中，我们也许拥有着极度相似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