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除了是文学家、思想家之外，还是重要的翻译家。由可见的资料显示，鲁迅留下来的文字约六百多万字，其中，译作占了一半左右，可见鲁迅对翻译的高度重视。鲁迅把译者比作窃火者，世人常把窃火的普罗米修斯看成是革命者，鲁迅却把译者比拟为牺牲者，“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鲁迅“窃火自煮”，以献祭换启蒙，对翻译寄予厚望。如林纾、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傅雷、杨绛、穆旦、叶君健等数不胜数的近现代文学家，皆非常重视翻译并尊重译者，看得见翻译的创造性及重要价值，深知翻译在任何时代的不可或缺。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译者长时间都是“沉默的主体”，试问，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有多少人能记得住译者的名字？
时代需要有眼光有毅力的研究者，看到并识别那些优秀的译者，为中国文化文学典籍的外译交流史留存珍贵的史料。《中国当代文学外国译者的认知实证研究》（王岫庐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3年）一书，从翻译理论、当代文学翻译史及现状、当代文学翻译实践及方法论等方面，对外国译者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探讨。此书的理论建构、范式认知、文献实证及文学见识皆佳，作者王岫庐很好地呈现了外国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实践、翻译模式及思考办法。正如王岫庐所言，“译者这份工作看似简单、重复，甚至枯燥，但实际上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译者’这一在传统翻译及文学研究中相对沉默的主体，是实际翻译史的书写者，也是翻译学研究范式更替最直接的推动者与见证人”。《中国当代文学外国译者的认知实证研究》为外国译者群列传存史，增益当代文学研究及翻译史研究，功莫大焉。
中国典籍及文学的外译模式多为国家机构模式、汉学家模式、合作模式等，译介者仍以汉学家为主，译作多以选集方式出版。古典作品的翻译出版，已日趋成熟，如倪豪士（Willian Nienhauser）等人编写的《印地安那中国传统文学手册》、梅维恒（Victor Mair）编写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文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写的《诺顿中国文选：从先秦到1911年》、闵福德（John Minford）等人编写的《中国古典文学：从古代到唐朝》等，翻译对人类优秀文学传统的注疏及探寻从未停止过，译者是苦行僧扫地僧，也是不同文明的守护者。新时期以来，外国学界尤其是英美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兴趣渐浓，译介渐多，据不完全统计，被译介的作家超过230位，被译介的作品超过1000部，译事前景向好。王岫庐将译者区分为学者型及专业型译者，并充分考虑到译者及翻译实践的动态性与复杂性。葛浩文、蓝诗玲、陶忘机、白睿文、石江山等学者，对中国问题有长期的研究，对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有持续不断的热情，翻译贡献甚大。此外，作者还看到了译介的新生力量，这些年轻的译者，大多爱好中国文字及中国文学，对中国存有感情，有的译者有在中国学习及工作的经历，有的译者接受过文学和创意写作的训练，本身就是作家或诗人。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翻译也是一种创意写作，这类译者多为兴趣或志业而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专业能力强，又创意无限。这些活泼泼的民间性与自发性，为文学的外译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其中影响力相对集中的，是纸托邦（Paper Republic，中国文学英译者线上联盟）所聚集的一批年轻译者，如徐穆实、韩斌、陶建等，群内有超过100名的本族语译者，随时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动态。作者对译者群的动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跟一些译者有过一些深入的翻译交流，文献功夫做得扎实。据了解，为记录这些译者的译事，王岫庐整理了译者的相关资料约20余万字，收集了一批珍贵的编辑信札及手稿，比如《天南》杂志的英文编辑信札等，限于出版篇幅等原因，这些重要的活态史料及文献均没有收录，非常遗憾。仅从这些“书余”之事，就可见作者在研究译者群时，所用心力不同一般。
译者是“语言的先觉”
何为译者？译者何为？作为行动者的译者，如何共同造就翻译实践及翻译事件？作者厘清了译者的研究史及身份变迁、文学翻译的伦理与处境，同时探讨了行动者网络翻译研究对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聚焦译者”部分的所论所及，皆为翻译学前沿理论话题，作者对翻译学研究范式之变迁及前景的理解，见人之所不能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建构的同时，作者也论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伦理变迁及趣味局限，外国译介对文学的推广贡献非常大，但是，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曾经抱有较多的苦难期待，难免忽视文学本质及文学审美，这种“巨大的懒惰”，限制了翻译选题及诠释，被翻译得较多的作家，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刻意的“误读”，实际上，“对原作的精神背叛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翻译的伦理”。作者对现有翻译话语进行批判性检视及伦理思考，同时看到时下的翻译新变：极富活力的译者群，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源文本的修辞、语言、审美、思想、表意策略等，这些变化，足以让文学的交流变得更丰富更有实效。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化，离不开译者之力。
而今，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学院派”译者，在翻译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这涉及到文学作品在异质文化中的“二度确认”，这些译者，大多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心，对中国文学有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们在编选文集时，能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中国文学及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多样化。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后的文学作品进入教材体系，以课堂教学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实现“二度确认”，好的文学及翻译作品，自会进入异质文化的读写视野，比如穆爱丽（亦译为穆爱莉）与史密斯合作编译的《当代中文小小说汉英对照读本》，就是这样的案例。当然，双语本极富挑战性，“每个字、词都有多重含义，原文和译文不可能实现意义上的完全重合，因此，从微观层面对译文吹毛求疵实属下策”，假如暂时放下对完全“忠实”的执念，再看平行文本空间的可能性，不难发现，这些翻译路径及相关的深度翻译，正是推动意义生成及生长的关键力量。
作者之所以认同另一部分译者为创意派译者，一方面难免有权宜之想，毕竟任何命名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批译者跟创意写作密切相关，很多译者本身就是创意写作专业出身的写作者。这些译者多有非常强大的语言天分，有的甚至是为挑战语言的难度而从事翻译。此书聚焦了三个案例：沈如风、严严合译的《冬牧场》（散文，李娟著）、温侯廷翻译的《迷谷》（长篇小说，苏炜著）、罗伯茨翻译的《羽毛》（童话，曹文轩著）。李娟《冬牧场》的英译本弱化了原文的随性，强化了译文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在叙述人称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类似的翻译策略，更能使读者身临其境，真与美，永远能唤起世人的共鸣。《迷谷》里有大量的岭南方言，几个词语就能让译者望而却步，更不用说小说书写的“地域文化、塑造的人物都有着不可置换的特质”，温侯廷曾笑叹，“这是一本不可能翻译（impossible to translate）的书”，但温侯廷以其“心智融合”之翻译实践，打破“地域文化不可译”的魔咒，“在他的笔下，翻译已然超越‘归化’和‘异化’之争，每一个语词都成为打开新世界的密钥，每一个英语读者对《迷谷》的阅读都会是语言丛林中的一次探险”。《羽毛》的英译本，强化其“可爱又深刻”的特性，让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真正走向世界。看到创意派译者的专业性与活跃度，也体现了作者不凡的洞察力，“原创性与翻译可以被看作是相反而又互补的活动”，“有不少西方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引入了翻译作为一种‘写作’的训练，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也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一些年轻译者的视野”（第123页），翻译对写作而言，实有“创意之妙”，这也就很好解释，为什么译者会被称为语言的先知。回望历史，近现代许多作家的写作，正是得益于译者对语言的先知先觉。
无论是学院派还是创意派译者，他们的努力，为文学作品寻找“普通读者”或专业读者，至关重要、必不可少。
“看见”译者：对话也是思考
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式对话，它推动古今、中外对话，创造各种新的可能性，它是意义生长的原动力之一。“对话作为方法”这一部分，对“看外国译者如何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论题有点睛之用，问答皆精彩，互动有反思，值得细读。于翻译而言，“渐进聚焦”式的对话是另一种形式的实证，译者的语言习得际遇、翻译动因及自我定位得到呈现：读者可以感知，译者驾御语言的能力、学术眼光及努力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罗福林教授的翻译观及文体观令人赞叹，他并不排斥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他理解并尊重中国批评界的评奖趣味及专业水准，他并不认为西方个别译者按个人兴趣选出来的文本就一定好。罗福林还谈到中篇小说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篇小说有特有的审美，翻译及研究应该重视这一文体。这样的识见，远胜有成见的文学研究者。美国诗人、翻译家顾爱玲，才华横溢，对词语极其敏感，其译词常让人感慨，好的诗歌翻译不会漏掉诗意，只会让诗意不断生长。华裔学者黄运特教授对车前子诗歌的翻译，常在有无之间建构诗学对远古的乡愁。康奈尔大学的安敏轩教授严谨又幽默，悟性高，译文收放自如，长期从事散文诗研究及翻译，对鲁迅的散文诗尤其感兴趣。温侯廷的语言极有天分，曾挑战过多种有难度的语言习得，中文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令人惊叹，他在翻译苏炜《迷谷》和欧阳江河《凤凰》时，曾创造了不少新词，如“astropiration”(吸星大法)、“mellifluidities”(流水韵)等，在他看来，除了忠实原文外，“译者必须有这样的创造意识，随时准备突破英语本身能表达的界限，创造新词以更好地解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261页）。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思考的力度与深度，对话可鉴。限于篇幅，译者的多样化、译事的精彩处及丰富性，无法尽举。读者有心，可自行体会。
王岫庐对译者群的实证研究，为学术同行的相关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参考。对有远大志向的写作者来讲，阅读此书，大概也会对译者译事有更深的理解及尊重。个体的力量很有限，学问的世界需要共同体。“沉默的主体”及其重要贡献，需要被更多的学者、读者“看见”。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