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农

周明臣同志潜心于本职工作，业余喜欢挥毫泼墨，已出版诗词选集《寄情墨花》。这本《墨花流韵》是他的第二部集子。

他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工作、日常生活和参观游览所产生的感想，难免凝结为诗情、挥洒为诗章。作为业余作者，他不需要交什么文债，更不需要为艺术而艺术。情之所至，信手挥来，有感而发，无则辍笔。所以，他的诗都是心志的自然流露。当然，诗要自然，也需要精心构思、锤字炼句。但对于业余作者来讲，不事雕琢，不事包装，做到以手写我心，这是开了很好的头。

读周明臣的诗，我感到作者富有家国情怀，也不乏儿女情长，这两者往往很和谐地糅合在一起。八年前，作者登长城，写了一首《望江南》：“登长城，塞上望风云。燕山莽莽立天地，长城巍巍雄古今，满目气象新……”诗很有气势，展示了长城的雄伟壮丽，也展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开阔胸襟。一草一木、一动一静，都牵动着他的心。“力挽狂澜纾企难，子规啼血为国兴”。他称国企为“共和国的长子”，集子中有许多写中粮或与中粮紧密相关的诗。中粮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篇幅颇大的古风，充分体现了他的赤子之心。

集子中的篇什，多为旧体，也收入了几篇新诗。2015年，诗人汪国真去世。作为相交多年的挚友，作者写了一首为诗人送行的自由体诗歌：

你离开得那样匆忙，/没有与亲人道别，/没有与同事辞行，/没有携带那只随你/走南闯北的拉杆箱。/箱里有你的诗歌、书法、画作，/还有未与读者见面的曲谱文章。/……

汪国真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其诗作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拥有众多欣赏者。在世的时候，专业文艺媒体很少宣传他，对他似乎缺乏应有的关注度。周明臣慧眼识珠，他的挽诗弥补了诗歌领域的一个空白。

我国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到了《诗经》、乐府年代，诗歌已经很发达。不过比起唐宋以后的诗，那个年代的诗歌格律宽松得多。齐梁以降，沈约等人讲究四声，近体诗逐步萌生、发展，到盛唐达到高峰。近体诗对诗的押韵、平仄、对仗、字数、句数等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可以说，律诗和绝句把诗在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发展到极致。盛于两宋的长短句，也有相当严格的格律规范。它们深深影响着后世，以致今天的诗词刊物，除了长篇古风格律较为宽松外，齐言诗的短制都坚持近体诗的规范，不是五言就是七言，不是四句就是八句。不按近体诗的格律写作，很难进入刊物的版面。

近体诗的出现，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一个飞跃，它把传统诗歌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深入了解传统诗词，就要弄清它的艺术规范，包括近体诗的格律。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近体诗就是旧体诗创作的唯一规范、最高规范。周明臣的诗没有遵从近体诗的规范，他写的是“新古风”。应当怎样看诗，怎样对待这样的诗作？

诗应当百花齐放。虽然近体诗是延续千余年至今仍然生命力旺盛的诗体，但它从来就不是唯一的诗体。自近体诗产生以来，我国诗坛一直存在着多种诗体。李白写了不少绝句、律诗，也写了许多“乐府旧题”，他的《子夜四时歌》和孟浩然的《游子吟》都是五言六句，完全不合近体诗的规范。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三句一组，句句押韵，一组一换韵。这在古风中都很少见。它令我想起刘邦的《大风歌》，全诗只有三句，每句押韵。晚唐李绅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第三句五个字全部是平声。它是古风，不是绝句。这样的诗不是照样传诵千古、被公认为经典名篇吗？

至于现当代，古风民歌式的五言、七言优秀短篇多不胜数。陈毅的《冬夜杂咏·青松》就是五言四句的古风。诗人贺敬之也写了不少“新古风”。1962年春节，陈毅在《诗刊》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我写诗，就想在中国的旧体诗和新诗中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使自己写的诗能有些进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革命运动，提倡诗文口语化，要写白话文，作白话诗，这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即：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句，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这番话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人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诗的体裁、样式，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诗歌界应有广阔的包容性。诗的好坏高低，不决定于样式、品种。只要有韵味，内容积极，有新鲜的意境，就是好诗。清人龚自珍有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不妨也来一个不拘一格品诗才。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文艺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