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图

《春祺夏安》是青年作家杜梨的首部散文集。在这本书里，“冬宫”（颐和园）工作经历的人和事、“核三代”家史和成长经历，以及诸多丰富又独特的际遇，都成为杜梨书写的对象。初读《春祺夏安》，作家的别样经历与人生体验，常常使我想到那句源自兰波、后因昆德拉引用而广为流传的“生活在别处”，促使我产生了一种对“他者的生活”的怀想。事实上，我们总是对别样的生活心向往之，并且愿意以此作为参照，来观照自己的生命经验和人生选择。

对于更多人来说，“冬宫”的价值既在于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在于它与现代生活在风格和气质上的殊异。正是这种殊异，它被赋予了更多审美属性。作为与现代城市空间差异鲜明的古典和自然的空间，“冬宫”轻易就能引起我们对古典情调的美学想象。尤其是身在“现代性的焦虑”中，那些有着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底蕴，同时又与现代社会气质迥异的地方，或许更容易成为我们想象中“他者的生活”。杜梨在书中多篇文章写到幽暗的“香香阁”的冷，其特殊意味在于，提供了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少有的陌生体验和感官体验，也成为一种感受“别样的生活”的路径。

如果只有这些，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就过于浮光掠影，对于“他者的生活”的理解和想象就会流于浅表。杜梨所写的“冬宫”当然是一片具有前现代意蕴的审美空间，同时更是一个深度内在于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空间场域。杜梨在写作中呈现了“别样的生活”的多个层次：如果说与覆满灰尘的历史相接近、与现代生活相疏离的表象是一个层次的话，那么另一个层次则是这种表面的意趣之外的生活的庸常、琐碎和凌乱。

杜梨还写了“冬宫”里年轻人的际遇。在外面的人看来，“冬宫”或许是一片精神休憩、感受古典与自然意蕴的空间，但对于园中的“打工人”来说，审美属性却不足为道。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有的是名校毕业的高学历人才，有的才华过人，有的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他们殊途同归，成为一起在“冬宫”卖票的员工。当代社会的价值观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同样渗透在“冬宫”这片看似和现代生活相距遥远的地方。诸多为了有份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在体制化的工作中离现实越来越近、离理想越来越远。

年轻人在“冬宫”真实的生存状态在杜梨笔下显影，成为“他者的生活”更加真实的面向。这个看似“异质”的领域，却与我们此处的生活有着同构的一面，同样是北京这个巨型城市中现代秩序的微观组件，是时代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在某种意义上，“冬宫”在杜梨笔下成为了具有症候性的空间场域：古城北京与当代北京之间隐性的碰撞与交锋在这里被凸显出来。作为古城的北京背负着漫长厚重的历史，而作为当代大都市的北京又被急速发展和扩张的“现代性”入侵和挤压。“冬宫”无疑是北京历史的标志性元素，但当代的制度、生活及当代人思维和行为方式、情感结构又渗透到这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古典和历史的审美情致，同样是作为“当代”的他者建立起来的，用于想象“别样的生活”。身在 “冬宫”的杜梨，可以深度感知到它的历史属性和当代性的碰撞和交锋。

在这个意义上，杜梨的书写呈现了“生活在别处”更复杂的维度，她如此真实、坦诚地记录“别处的生活”的多个层次，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既触碰历史又活在当下、既在审美状态中又深深感触现实的痛感状态。

对于杜梨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她并不渲染那些表面、景观化的古典情调，而是真诚地对经验进行记录和呈现，即便“北京青年作家”“核三代”“颐和园”等一系列标签成为我们简单理解和想象杜梨生活的符号，但杜梨的写作并没有因此而被简化，她拒绝为符合某种简化的情调而写作，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呈现个人经历，展露“别处的生活”的复杂和多重面貌。值得一提的是，杜梨的写作在展现“冬宫”审美意蕴和表达当代生活困境的两个维度中来回游走，似乎完成了互相的驳诘和消解：现实感使古典审美被消解，而古典审美又为生活的痛感找到一个温和出口。这些也不禁引人追问，“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杜梨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她的风格上，她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辨识度。今天文学界的“青年写作”有某种整体性倾向，那就是“向内写作”的盛行与文学技术的经营。青年作家们更钟情于书写幽微的内心，对于自身与广阔世界的深层关联往往很少充分展开，当今时代的图景在诸多青年作家那里往往是缺席的。杜梨是一个充分向外部世界敞开的作者，她切实书写生活，使我们看到“我”和时代的变迁，“我”的际遇和更广阔的“他们”的际遇之间的关联，“我”的个人经验和北京之间的关联。现实感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敏锐触感，成为杜梨写作的可贵品质。而且，杜梨的文字向来不过度装饰和雕琢，她不依赖繁复的修辞技术与曲折幽微的叙述技巧，这使得她的写作极具“当下性”，把记忆、现实、情绪、历史、知识融汇到一起，把观照生活、观照自我和观察世界的直觉倾注到写作中，让我们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触及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体验。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