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被提出，隐含着不同的内容和意义，历次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以及对这一观念和方法的不同理解，都表明现实主义一直是一个有多重阐释空间和可能的概念。本期特邀青岛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刘耀辉撰文，探讨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能不能”写历史，又该“怎么写”历史。

——编 者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伟大传统，正是在它的旗帜指引下，中国文学才得以顺利完成了文学革命，在“启蒙”与“现代性”实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现实主义概念集中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价值观以及文学功能的诉求，因此可以说现实主义一直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文学概念。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非常多，可谓代不乏人，高见迭出。今天重提现实主义，显然也有着新的时代色彩。据我个人的观察，就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来讲，如今，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表现出了越来越宽容的态度。换言之，现实主义题材的范畴得到了扩充，大家不再固执地认为只有摹写当下的才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是已然承认那些反映历史深处的现实、未来可以预见的现实乃至变形的、魔幻的现实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家也不再只认可纯粹的“写实”方法，转而接受“虚实结合”“以虚写实”“夸张变形”等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作家们来说，这样的新共识，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深层的写作解放。

近年来，我主要从事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因此，在谈及现实主义时经常会思考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是，历史深处的现实能否照进儿童文学？其二是，儿童文学该怎样抒写历史深处的现实？

历史深处的现实

能否照进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能不能”写历史，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作家个人的童年史必会照进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作家所认知、所理解的国史、族史乃至人类史，同样也能照进儿童文学，成为一种可珍贵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资源

这个问题指向的其实是儿童文学“能不能”写历史，我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文学是人学——由此出发，我曾在多个场合反复申说，儿童文学就是儿童的人学。既然如此，儿童文学的天职便应是服务于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自觉领受了这一天职的儿童文学作家，第一要务便是着力去塑造典型的儿童形象，以此为儿童的精神成长提供参照——无论是正向的指引，还是反向的提醒。如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味迎合市场，以“媚童”的姿态进入儿童文学创作，那他所塑造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当下生活中普通儿童的镜像，难以具备典型性和艺术性，或许会风靡一时，但终究无法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从流行走向经典，可能过不了几年便会被市场和读者遗忘。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儿童文学繁盛一时，在市场层面走过了“黄金二十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领域里，我们似乎只收获了桑桑、秃鹤、青铜、葵花等寥寥几个典型人物。进入文本，细致分析这些典型人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来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当然与作家的主体性紧密相关。而作家的主体性的最重要构成因素之一，恰是作家的成长记忆，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如曹文轩一代的作家，为什么钟情于塑造属于他儿时记忆的典型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期的典型少年儿童形象，必须交由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来塑造。在成人文学领域里，一个成熟作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握他所处的现实，并将其化为小说；而在儿童文学的领域，一个成熟作家再怎么深入探索孩子们的生活，也难免隔靴搔痒，最终不得不退回自己的童年记忆，基于对童年的回望来展开写作。进而言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道理谁都懂，大家都知道儿童文学当然不应与当下的现实渐行渐远，但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困境，那就是在对现实的书写方面，相较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儿童文学创作难度的关键所在。因此，那些写作中带有明显历史性倾向的儿童文学作家，并不是逃避现实、畏惧现实，而是深知属于童年的现实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真正上升为艺术。有鉴于此，一如作家个人的童年史必会照进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作家所认知、所理解的国史、族史乃至人类史，同样也能照进儿童文学，成为一种可珍贵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资源。在这方面，中外儿童文学作家也都早已大有创获，如曹文轩的《苏武牧羊》、斯科特·奥德尔的《国王的五分之一》等。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儿童文学应该怎样具体地抒写历史深处的现实。

儿童文学该怎样

抒写历史深处的现实？

作家将触手伸入史海，去挖掘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儿童人物，以文学手法来重塑他们的形象，是一种明智之选。至于能否解决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怎么写”历史的问题，关键在于作家是否具有敏锐的文学眼光和深厚的史学素养

儿童文学该怎样抒写历史深处的现实这一问题，其实指向的是“怎么写”历史。现实主义是作家的一种世界观，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要真正表现好这种世界观，作家唯有扎根于现实——包括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语境里，文史向来不分家。但文学和史学实际上是有分野的，用文学的话语来说，比如搞文学的人必须具备艺术鉴赏力，而搞史学的人大概就不必苛求于此；再比如搞史学的人可以站在岸上看大河东流去，而搞文学的人就不该满足于观河，而是最好能化身为河里的一条鱼。

沐浴、沉浸于童年的大河里，作家自可写出自己的童年生活体验，从而成就一部部现实主义的童年之书。那么，沐浴、沉浸于历史的大河里，作家能否结合自己对童年的理解，写出一部部“历史现实主义”的童年之书呢？这样的童年之书，所书写的是作家出生之前的历史深处的儿童生活现实，对作家来说当然是一个挑战。因为他无从亲身经历那些历史，只能通过解析史料，以想象去补足细节，进而完成创作。但这挑战对所有作家来说都是公平的，毕竟大家都没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不过，这种写作可能要比深入当下的儿童生活来得容易，深入儿童生活而创作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难免也会存在种种被误读的可能；至于那些“媚童”的作品，则不过是“哄小孩的玩意”，迟早都会被读者弃之如敝屣。这方面其实殷鉴不远，相信那些有追求的儿童文学作家，都会竭力远离这样的窘境。在这种背景下，作家将触手伸入史海，去挖掘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儿童人物，以文学手法来重塑他们的形象，应是一个明智之选。而能否解决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怎么写”历史的问题，关键在于作家是否具有敏锐的文学眼光和深厚的史学素养。若文学眼光足够敏锐，作家便可以将史上最富有儿童性，最能给今天的少年儿童读者带来启发意义的“那一个”儿童人物打捞出来，赋予他以全新的文学生命。而若史学素养足够深厚，作家就有能力把这一儿童人物所生活的社会背景、所勾连的人物关系进行高度还原，进而把其中的文学性提炼出来，从而生成一个饱富审美意蕴的儿童文学文本。

至于具体的写法，就“历史现实主义”而言，作家尽可以发挥其创作自由，但必须是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正如福楼拜始终执着于对现实世界的学术性追求，我们在复活历史深处的儿童人物时，也应始终执着于对历史中的现实世界的学术性追求。当然，在创作手法上，我们不能只是借鉴福楼拜等西方经典作家的经验，去精准地复刻现实，也应当自觉地向我国自有的文学传统致敬，比如学习曹雪芹，他的《红楼梦》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但其写人、叙事、造境却无不掺杂着虚幻的笔墨。如曹雪芹、福楼拜这样的杰出小说家，可谓凭借完美的虚构创造出了“真正的历史”。而将触角深入史海进行创作的那些大作家们，如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写《恶棍列传》的老博尔赫斯、写《少年天子》的凌力，也已凭借高妙的虚实结合创造出了“真正的文学”。在儿童文学这片园地，凌力的经验尤为值得注意。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转向历史文学创作前，凌力曾结合自己的童年生活经验，写过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幼年》《火炬在燃烧》，虽然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几无影响，但正是因为血液中流淌着这些儿童文学的因子，凌力才会从她所热爱的清史中选择了爱新觉罗·福临这个6岁就登上皇位的少年作为创作对象，从而奠定了作品的成功。

最近几年，我也在创作中越来越偏重历史题材。在长篇小说《少年王阳明》中，我写了王阳明的少年时代；在中篇小说《刺客少年行》中，我刻画了刺秦王的少年秦舞阳；在另一篇中篇小说《贞观少年行》中，我虚构了独孤扶苏这样一个生活于大唐贞观年间的少年。如今我正在写长篇小说《秋月高高照长城》，试图全力塑造好东北抗日少年沈啸河、沈唤河兄弟。虽然深知这样的写作叙事难度比较大，理解成本也相对要高出很多，但我仍乐此不疲。说起来，我甚至还曾关注过史籍中的两个外国少年：一个是公元前272年被罗马人俘虏的希腊少年安德罗尼库斯，他只有12岁，但却凭一人之力将希腊戏剧传播到了罗马；另一个是1793年随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英国少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他也只有12岁，却因机缘巧合得以觐见乾隆皇帝，亲眼见证了两个大国之间的隔膜与误会。像这样的儿童人物，当然完全可以成为儿童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但要想把他们的故事写活，就必须沉潜到历史深处，不光得高度还原种种细节，包括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还得悉心观照安德罗尼库斯的坚韧品格、斯当东身上的现代性等。这样，作家才能以一种厚重的历史性书写，让今天的中国儿童读者乃至全世界的儿童读者都能够从中吸取成长的力量。我自知才力有所不逮，特别是对西方儿童的心理成长十分陌生，故而虽然明知这两个题材都很值得一写，却也只好望“洋”兴叹。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从历史现实中汲取养分，不断为少年儿童创作出越来越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