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福金的长篇小说《直溪》讲述的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类学研究者兼作家宋正明，因下乡挂职参与人口普查工作而深入乡镇并由此引发其关于人生意义“再思考”的成长故事。
《直溪》的艺术个性则更多体现在主人公内省的感觉经验中。换言之，《直溪》关于乡镇中国“问题域”的展开形式，本质上其实是以“心学”的方式展开的。《直溪》的总体风格因而是一种充斥着唯美的感觉经验的实验性文本。这种贴着行动主体的知觉、审美经验而展开的文学叙述，其艺术效果正体现出一种“双向性”：一方面，拥有多重身份下乡挂职的“干部”，因特定任务、扮演特定角色而作为行动主体参与、介入现实而揭示出一系列未及深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与主人公的见闻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乡镇中国渐次展开，感受、体验的主体同样借此找寻到某种安稳内心的归溯。就小说故事主体而言，《直溪》既是一个青年面对生命困境的救赎之路，也是回忆视角下业已成为“老者”的宋正明，对青年时代生命记忆的一种自我重构。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一部直面生活、直面内心、直面生命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生命经验的“回顾”而得以构筑的回忆视角，为小说叙事带出了一种双重的“看”的目光：彼时下乡参与人口普查工作的青年宋正明，正同业已退休的老年宋正明形成无声的对话。一方面，彼时“在场”的宋正明，其个人经历与感觉经验在与直溪的相遇中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主人公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展开回忆与叙述，又触发了这种感觉同现实问题之间的交锋。这种双重的“观看”，既为小说叙述的风格添加了一种“辩难性”意味，也生发出一种特殊的关于“真实”问题的观念：即对现实、对叙述的离间、警惕与怀疑。正如叙述者在小说题记中所强调的：“我曾挂职过金坛县/那里有一个直溪镇/与小说这儿的直溪/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声明本身即意味着，这里的小说叙事与所谓的生活纪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离间效果。事实是，任何叙述其实都是在重构某种现实关系。对文学创作而言，纪实性与虚构性一旦落到实处，即会削减其复杂性。而作为叙事者整理审美经验的叙事过程，它的组织、结构本身也携带着一种特定的视角或方法。这些在场的或不在场的形式、经验，共同构成了文学书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它最终指向的目标，其实是写作本身的属性：虚构性。它的背后实际上延伸出的是故事叙述者对于“真实”问题的态度。正如小说借宋正明与林向英的眼光谈论小说叙事一样，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所保持的那种对于虚构的认识与目光，本质上连接着叙述者认识、理解真实问题的具体态度。对于《直溪》而言，这里的关键显然在于如何在整饬的语言叙述中，展开思想（带着记忆、感觉、经验的）主体同乡镇中国现实问题的沟通、对话。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直溪》会选择以主人公的反复、迟疑、焦虑的行动，反衬其对“历史与虚无”“梦境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大”“存在与虚无”等思想命题的思考了。显然，这种选择本质上传递出的乃是作者直面现实复杂性的诚恳态度。
同样，如果对此有所熟悉，自然也就不难理解《直溪》为何选择从日常的细节着手逐步推进故事的情绪与节奏了。某种意义上，宋正明进入乡村开展人口普查工作，这一行动本身即与所谓先入为主的写作题旨紧密相关：随着个人经验的推展以及与此相关的系列事件的深入，那些行将被打开的问题、视域也得以呈现。这种探照幽微、深掘现实的目光，显然源于写作者特有的艺术自觉。就小说叙事而言，这一安排实际上也为小说叙事的有效推进提供了基本动力。在此，小说没有给出某种戏剧化的结构线索，而是任凭宋正明的工作进程、情感纠葛在与直溪经验的不断碰撞中展开、推进。除此之外，这种叙述显然也在揭示行动（思想）主体介入现实的位置与立场。小说依托这种“互鉴”的视点，重点呈现的乃是当代作家在新时代语境下观察、认识以及理解乡镇中国的独特思路。从这一点来看，它与我们所熟知的革命时期的文学记忆中的艺术经验与叙事路线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如果说在周立波、丁玲、赵树理、柳青等作家笔下，进入乡村参与乡村的主人公更多彰显出一种由分散到整合的成长过程，那么《直溪》则更多呈现出主人公所侧身的文明在乡村经验中的特殊性与疏离感。这背后显然有后现代社会所赋予的思考语境，以及新时代主体理解乡村问题时所具有的特殊目光。
《直溪》因此建构的其实是宋正明在乡镇中国成长的心灵史。这种艺术思考不仅渗透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体现出对城乡文化（文明）差异的反思，同时这种直面内心的写作也使得叙事者的目光由具体的故事、情节而延伸至关于写作本身的思考。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整部小说在“讲故事”的意义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闭环：小说开篇写退休已久的宋正明被抽水马桶漏水的滴水声从梦中惊醒，宋正明因而需要修补、处理这一溢出日常状态的琐碎问题。及至结尾，小说的笔触再次回落到那个扰醒宋正明梦的滴水声。
在这里，老年宋正明正是经由现实中抽水马桶漏水这种“例外状态”（思想主体的感觉经验在“当下”语境下的停顿、闪回，也未尝不是与之相似的“一种”）而得以重返往昔的记忆，并通过写作（准确地说是“讲述”）完成了对这些片段记忆的整理与修补，进而实现一种关于自我价值的精神重构。一方面，故事的讲述时间所预示的当下、此刻，正与故事发生时间交叠在一起，完成了对片段化的生活碎片与零散叙事的艺术整合。另一方面，个体生命之于其精神困境的救赎之路也由此得以开启、完成。这种双重的“修补”或重构，构成了这部小说艺术结构中最为突出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宋正明进入直溪镇并不断遭遇经验“差异”而形成的一系列“异见”，既带有一种政治经济学（人口普查）的视野，也有关于伦理经验、个人情感的审美思考。如此一来，《直溪》所建构的“第二世界”便如同一个伦理经验的感性实体。它充当的其实是一个支撑性（江南）的文化、地理、思想的容器。而以人口普查的挂职干部的名义进入直溪镇的宋正明，正同波德莱尔笔下“游逛”的街头叙事者一样（只不过宋正明有其目的性），在一步步打开这个“容器”的同时，使其呈现出一种潜在的对照性视角。这种对照性视角一方面是由宋正明这个“外来者”角色及其所携带的文化属性所确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小说叙述的结构安排有关。处在两个时间节点的宋正明，彼此互看、沉潜的感性经验，同样构成了小说最具内蕴的思想气质与艺术氛围。在《直溪》中，宋正明调查、整理人口数据的行动目标，以及于理性的目标之外的梦境中不断产生的呓语、断想，也使得这一文本兼具感性抒情与理性分析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既是小说获得时代性、问题性的思想题旨，也是《直溪》以主人公的“回忆”建基的叙事，不断获得艺术驱动力的重要前提。
此外，在文学地理的意义上，小说同样打开了一种“内”与“外”相互关联的对照性视角。在这里，“内”自然指向的是直溪镇的内部经验、风物人情、环境生态。而“外”则指向一种经验的“例外”或是与直溪生态的隔膜，比如人口普查的“数字”，之于直溪人的经验的“外在感”。与此同时，那个在地理意义上的直溪以及这一实体性的空间内部无处安放的“剩余”——小说中那个无法被归册的病人——也深刻地提示出这样一种问题性：乡镇中国并非全然地田园牧歌，而是充满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此意义上而言，乡镇中国的经验、问题如何展开、传递，以致获得共鸣，才是这部小说于细处见出的“大思考”。
（作者系江苏作协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