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墨》是作家房伟“高校知识分子”系列小说的中篇新作。作品通过梁城大学知名教授容焕余及其弟子，展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深度勘探与透视了高校的学术生态，反思知识分子如何坚持学术理想，重建学术价值，回归学术初心。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大学教师不只要教好课，还要做好科研；不只自己做，更要带领学生攀登科学的高峰；要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形成产业化、社会化，即产学研的一体化。小说《余墨》的叙事实际也是环绕高校这种状况展开的，但作为人文科学，或许小说更切近人的自身，甚至更关注着人的精神与心灵，更能体现初心与情怀。史学家容焕余在历史学界及社会层面声名卓著，无疑也带领着出色的青年学术团队。弟子谷墨、程济、高晓菲都是学界的佼佼者，他们同样在循环着高层次祈望：获得项目、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他们都孜孜以求、历尽艰辛、各显其能，都取得不菲的学术成就，他们的经历也是时下高校学术生态的生动写照。

谷墨、程济都才华横溢，有坚实的学术理想，在导师荣焕余团队及麾下硕果累累，但他们或更认同以个人的才智及能力参与竞争。然而竞争是激烈的，这无疑也在不断放大学术的功利面。能力、竞争、功利的缠绕，也使学者们的学术目的变得多元化，从事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更加多样化。导师荣焕余功力深厚，学术造诣非常高，且守持崇高的学术理想。他坚持“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甘于寂寞，潜心学术，成为弟子眼中真正的历史学者。如果说荣焕余作为个体，也许可以做到“直中取”，但作为梁城大学领军人物，为了学科发展，他又无奈地“曲中求”。荣焕余让余墨编造评估材料，自己则提着贵重礼物，穿梭于酒店，完全顾不得斯文扫地。谷墨拒绝造假，导师的“跑点”行为让他痛心疾首，最终因学术理念不合离开导师，投在导师的对手梁城师大金辉教授的门下成为师门“叛徒”。谷墨为了安身立命，在梁城师大还是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在极度痛苦中踉踉跄跄地追逐着自己的学术梦想。同门程济自知学术能力不及谷墨，为了在学术上压过谷墨，将精通人情世故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余墨》塑造了三类知识分子形象。第一类以容焕余与谷墨为代表，他们坚守的主要是传统的道德秩序和学术规范。虽然他们在如何实现学术理想的路径选择上存在着差异，在学术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也有纠结、冲突与挣扎，现实的种种遭际也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无奈和困惑。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容焕余与谷墨在各自功利追求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学术理想。面对复杂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谷墨在不得不向社会妥协的同时，孤独悲情地坚守着学术研究，不惜耗尽自己的生命。容焕余为了学校的利益，有时不得不用自己不喜欢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其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对学术理想的追求。所以，他最终原谅了背叛自己的弟子谷墨，甚至反思了自己的过错，希望谷墨回来，一起做学术研究。容焕余与谷墨用精神和毅力战胜了物质和欲望，守住了学术良知，他们是学术的孤勇者，是学术研究实现良性发展的希望。第二类以程济和高晓菲为代表，他们善于精致地规划自己的学术发展，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生长点，也善于利用各种学术资源与社会资源，重视团队合作，并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学校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能以最有效快捷的方式获取学术成果，实现个人学术的发展。第三类以“我”（周丹）为代表，“我”是体制外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路数与学院派大不相同，对历史的研究和传播有独特的认知。前两类知识分子更多是坚守传统的文化信仰和学术规范，他们不善于将学术价值转化成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我”则活跃于传统与时代之间，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历史介入时代生活。

《余墨》对历史研究及其学术价值的反思是深刻的。小说把荣焕余及其弟子塑造成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是有深意的，实际上作家是以历史研究“镜像”，以探究当代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的价值何在？继而引发人们对学术研究相关问题的思考。小说体现了作家对个体生存尊严的关注和浓郁的人文关怀，也体现了作家对学术何为、学者何为问题的思考。学者既要有坚持探究本源、揭示本质、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也应有深深的学者情怀，观照现实，关怀人生，以人文引领和畅扬学术研究，如此才能回归学术初心、优化学术生态。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