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
2023年5月，《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异军突起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在列，标志着地方性叙事，从地域性与世界性讨论文学业已是“现象级”的文学存在。新“南”“北”写作虽然有着不同的写作地域、美学风格和文学意象，但两者遥相呼应，并成为当下令人瞩目的两股文学浪潮。这缘起文学批评的召唤，或许是一种回到批评现场，并不断创造文学活力的批评。
《江南》杂志倡导的“文学新浙派”，指的是浙派新一代作家群，是一大批从浙江文脉中生发出来的新力量。拙文《淡妆与浓抹——关于浙江青年文学的一种描述》（《文艺报》2020.12.1）就致敬过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的浙派。而新浙派年龄从“50后”到“90后”，覆盖了多个文学代际，其中既有文学大家，又有文坛中坚和年轻新秀：余华、麦家、王旭烽、艾伟、李杭育、钟求是、吴玄、哲贵、黄咏梅、东君、海飞、畀愚、斯继东、张翎、陈河、王手、雷默、张忌、孔亚雷、黄立宇、杨怡芬、方格子、朱个、杨方、萧耳、池上、张玲玲、莉莉陈、王占黑、薛超伟、徐衎、草白、赵挺、林晓哲、赵雨等40余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地图上成绩斐然，人数之众，质地精良，品相出色，早已形成醒目的文学新版块。虽还不能言及文学浙派在现代中国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人之说，但在当下的同期对比中，当可比肩而立。深度阐释这个堪称“现象级”的文学存在，成为文学批评不容忽视的使命。因为如此万千气象的江南才情和浙江气度的文学景观，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生态，更是一种文脉传承中蓬勃生长的艺术新质。
在文脉上生发艺术新质
如果说“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体现更多的是空间和文学表征的意义，是地缘政治与文学气质的互文关系；那么“文学新浙派”，则是时间意义上，文脉生发艺术新质的关系。新浙派如此繁茂的文学新树，是文学浙派文脉上开出的新花，繁花似锦，蔚然成林。
“新浙派”这一概念，在2023年《江南》第五期“中国地域文学新观察”专栏首次提出，并推出了黄咏梅、东君、畀愚、斯继东、雷默、朱个等六位新浙江作家的小说。同期专栏还分别推出“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专辑。对于“文学新浙派”的第一次亮相，主编钟求是说“这不是简单一个新名词、新名号，浙江有较强创作实力、有发展潜质的中青年作家就有40来个活跃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对这批作家，文坛对作家个体分别做过很多评价和阐述，但是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进行观察，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文学景观”。
所言诚然。读完专栏，“新浙派”的文学表达坚实而灵动，还确有来路和传统，他们既长于书写名士与乡绅文化，可居庙堂之高，更可处江湖之远，市井小巷、人间三味如此精深辽远，笔下人物飞扬着吴越文化的魂魄，灵动丰沛，静水流深。
东君《谁在冬夜谈论该死的月亮》中人生失意者的愁肠、酒醉以及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始终弥漫整个故事，似鲁迅《野草》的苍茫夜空，如芒在背。醉了酒的人物，醒着的内心却还屹立着人的理想和尊严，作者用沉静而舒缓的叙述，缓缓铺陈人物命运的同时，更渲染着冬夜与人生的寒冷，以及老同学暖意的关切，人物包括老同学的父亲，三人两两对应潜伏着镜像般的关系。在小说呈现的残酷现实背后，包括标题对生活的诅咒，令我默念着《野草》的诗句：“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如此苍凉的命运中，故事还不乏温情和暖意，依然沉潜着一种既虚无茫然，又清隽情义与古雅清奇的叙述气韵。令人想起东君的《空山》，那个弥漫吴越文化空灵诙诡的剑侠故事，隐喻诡奇，仙风道骨，又文脉贯通。在畀愚《楚小姐的小团圆》中，楚留香（有种向文学浙派金庸致敬的情结）的一次次人生暗流，都汹涌着无尽的酸楚和无奈，却是始终执着自我。当终身寻找家庭温暖和归宿的楚留香，历经沧桑后终于与女儿团圆了，然而，虽倾尽为人母之心力，但“在她现在这个家，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有两个人是不会喊她一声妈的”，无论养育多年的继子，还是刚接回的令她九死一生的亲生女儿，悲凉感不期而至。斯继东的叙述素来从容，总在不动声色中大开大合，细密而悠远。《兜搭》中麻将搭档阿俊及其从未露面的主人公三姐的情感和命运，“在牌桌轻松气氛中，道尽人生百味”。“兜搭”既是男主阿俊在麻将桌“三缺一”的角色，也指阿俊与三姐貌似夫妻实则烤鸭店搭档，还是阿俊和三姐的人生写照，看似都是游戏，内里却讲游戏精神，有章可循，有情有义，无论游戏还是生活，直指世道人心，颇具象征意味。一如他此前以古琴、书法为意象的《禁指》《传灯》，都讲究戏中有戏、象外之象、名士之风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守持，内敛饱满，充满着象征的韵外之致。雷默《雕塑与男孩》，男孩小米以雕塑方式在失孤父母心中复活的故事，表现人心的救赎与人性的微光。雷默继续着在具体现实中挖掘境遇对人性的损伤与世态之歧，一如他的《信》《大樟树下烹鲤鱼》既摹写人情世态之歧，更有哀感静流。还有朱个《设而不求》，两个初中女生的情谊与命运关联，正是“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就如她的成名作《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还有显示其内敛、均衡审美个性的《火星一号》，朱个的写作总是在变量中生发新境，颇有气象。
新近还读到新浙派“90后”作家薛超伟的小说集《隐语》，感悟着作者独特地在隐中语，为何隐？语什么？如何语？我尤其喜欢其中的短篇《化鹤》，13岁病童演山隐在寺庙养病，他以伤心的眼睛静静打量周遭的大千世界，文本散发出难以言说的伤感。有论者把《隐语》和“社恐”的时代症候关联在一起，我读却心生欢喜，以为并不止于“社恐”，而是多了清净自省的意味。我还想到灵隐寺，想到浙派隐士的文人传统。《化鹤》文字清净，清隽幽雅、舒徐自在之叙述颇得周作人平和冲淡之味，而其远离尘世、曲笔和禅意，乃至古拙的诗意，又有些许废名、林斤澜，甚至东君的气质，弥漫着吴越文化和超拔脱俗之气。而文本一抹挥之不去的忧伤，虽不明写，却又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小说因意绪缠绕而意蕴丰富，余音绵长。
新浙派体现了新一代作家挖掘传统小说文脉，生发叙述艺术新质的文学自觉。也就是说，新浙派是有文脉传承的，是在文学浙派上开出的新花，在传统文脉中生发叙述艺术新质。正如艾伟所言：“新浙派”的提出既是对浙江现代文学作家的致敬和精神传承，也是对浙江这块文学土地的再一次确认。
在异乡重新发现故乡
地方性叙事当然是以作家个性为前提的，作家的地方性叙事源于其地缘性政治和社会生活，一如鲁迅远离故乡，才给人类贡献一个世界性的绍兴；还有生活在北京的沈从文对家乡湘西的重新发现，又比如居住在北京的林白，其新长篇《北流》正是对故乡的重新发现，她笔下对北流小镇鲜活蓬勃的书写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美学新质。
新浙派专辑头条是黄咏梅的《这个平凡的世界》，正是身在居住地杭州的作者，对故乡梧州的再次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浙派文脉重新照亮黄咏梅原有的生活，成就了她关于梧州和广州的系列世情小说，包括她获鲁迅文学奖的《父亲的后视镜》，小说的风物及其生活，就是梧州的山河烟火。《这个平凡的世界》成功塑造了新一代进城农民赵似锦这个人物形象。一尊马拉松奖杯给一个卑微寡淡的普通男子赵似锦找到了生活意义。为了进城，郊区青年赵似锦经人介绍娶了某单位领导的残疾女儿，当上门女婿，还有了工作，外人看了的确有了似锦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官员岳父早逝，被打回平凡世界的赵似锦，依旧信守诺言细心照料妻子和家庭，荒凉的内心与不懈的马拉松成为了他并不似锦的似锦人生。他就这样，常常从梧城（梧州）长跑到他的家乡长平区西圩街道（过去的梧州西郊苍梧县龙圩镇），以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与初恋。而当真的偶遇他曾抛弃的初恋刘水仙，并得知家乡已经纳入自己的城市，而后者已是成功企业家并过着幸福生活时，尤其他还无意间看到根据路遥原著改变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与孙少平命运互为镜像成为了他的苦涩的内心生活。他不满孙少平被矿难毁容，“世事无常，人生难料，这就是平凡的世界”。他时时感悟自己并不似锦的无常的命运，与孙少平精神相遇后的赵似锦不再安之若素，他变得更寡言少语，而多了回望与自省。夜深人静时，他的生活叹息时常会伴着动物园东北虎低沉的哼哼出现，去势的老虎只是平常的稀松活物而已，一如赵似锦，一如平凡世界的芸芸众生。赵似锦释然了，属于他的人生根本停不下来，他以此找到自己生的意义，并找到了自我。从孙少平到赵似锦，这是改革开放到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一代农村青年的人生缩影，也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新典型。黄咏梅赋予赵似锦一种历史的回声，那份对每一个人物和细节的了然于胸与贴心贴肺，既引人入胜，又精细绵密，充满智性、隐喻和张力。而作者在平凡世界一点一点透出时代和历史足音的艺术自觉，再次丰富了黄咏梅“微观史学”的写作风格。
可见，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近数十年来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体验，是一种立足地方、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学现象。同时，地方性叙事的讨论，令我们重新理解人与地域的关系，重新讨论地缘与文学气质、文脉与艺术新质、异乡与故乡的融通与创作之必然，也许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文学创造更多新的可能性，促进了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发展。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