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往事干杯”这个说法，需要解释的东西很多。

对于很多文学人来说，这个说法的源头应该是陈染的同名小说。当然，在不同领域的人那里，这个说法可能还另有源头。现在我已经记不得陈染这部作品发表在哪一年了，但小说很著名，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与另一篇作品《无处告别》共同刻画了文学时代一种话语方式，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经典语境。那时，林白正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奋勇厮杀生死未卜，而陈染似乎不再耐烦那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事情，面对一个无可名状的时代，她没有哭喊着道一声矫情的珍重，只是举起酒杯轻声说道“干杯，告别”。她果然是说到做到，连做一个“文坛钉子户”的兴趣都没有，然后就在“文坛”消失了。很多很多年后回想起来这个举动，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一个具有哲学意味而又非常单纯的意义说，陈染是诚实的，也同样是勇敢的。

重提这段往事，并无凭吊什么微言大义的意思。只是在我的认知当中，一个人敢于当众宣告一个决定，然后心口如一地去做到，必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过人之处，至于那原因或者动机，其实是无从推测的，也没那么重要。强行定义别人的动机，有很大的道德风险甚至智力风险。

每个人每个领域，都有自己深不可测的往事。那过往无论痛苦还是欢笑，通常都是血肉相关难以割舍的。所以古人那些“谢本师”的故事，要么被视为可耻的背叛，要么被视为具有弥天大勇。鲁迅先生说，中国罕有“敢于抚着叛徒尸体痛哭的人”，大体上是出于对一种忠于内心的生存勇气的体谅与嘉奖。我不确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当下很多虚构文学作品失去了原来的那种热情与尊重，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体和灵魂内部开始很久了。我感受到某种力量的逐渐隐退和流逝，也包括兴致与判断力。对此我感到恐慌。我曾试图把这种恐慌归咎于某篇具体作品在我阅读经历中引发的糟糕的感觉，但我面对自己的内心时却发现，事情远不是我想得那么简单。

写作《北纬四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我的自救性努力。我遁入历史领域，把自己从材料到问题都伪装起来，但我终究还是难掩文学的狐狸尾巴，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过一种体面的文学生活。很多年前，王晓明先生通过研究发现鲁迅执意走上的一条路径，那上面布满荆棘。他把这个研究命名为《刺丛里的求索》，形容为“姑且走走”。我从这个研究心得中获得了某种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