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红高粱家族》剧照 江苏大剧院供图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长篇小说代表作，也是经典文学宝藏。经牟森改编并导演，江苏大剧院出品制作，它以话剧面貌与观众见面。尽管它在电影、电视、戏曲的七八次改编之后出现，小说的主体叙事已为众人熟知，但是此次话剧改编还是别具匠心，不仅是跨媒介的艺术呈现，更是抗敌主题、人性内涵、生命哲思的深度阐释。

戏剧叙事需要遵循时间线索，但是它首先是空间艺术，发生在特定场域。剧场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理空间、情绪空间、仪式空间、隐喻空间、生命空间的集中体现。高密东北乡作为莫言创造的文化符号，在戏剧意象中被凸显并被赋予魔幻的诗学魅力和丰富的生命意味。此剧浓缩、凝练了小说汪洋恣肆的故事铺排，以第一人称叙述“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的人生传奇，以全能视角展开高密东北乡农民喋血原野、抗击日寇的悲壮历史。这里是风云激荡的历史的一角，是乡土中国农民镜像的一斑，这里逼促而幽深，苦瘠而丰沛，野性而浑茫，激越而沉郁。这里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土地浸染着血汗，孕育着生机，地里的红高粱一望无际，它们朝着幽暗的泥土深扎，朝着自由的云端滋长，“我爷爷”“我奶奶”高粱地里的野合，宛如红高粱在风中聚合摇荡，“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被高粱酒浸泡的血液，绝不会在强敌面前屈服，他们拿起最简陋的武器，带上自家的高粱酒，在抗敌战场上快意地奔突，被击穿的身体，血液如泉水般喷涌。此剧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人们的生、爱、死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作为戏剧的突出意象，剧中表现了魔幻的、单一的红高粱，树一样的枝干，垂着饱满的穗子，还有铺在地上的高粱种子，以及由红高粱经过岁月沉淀酿造出的高粱酒。大地上舒展的红高粱、撒尿酿造的高粱酒、烈酒浸泡的热血共同创造了一种戏剧情境，凸显了生动意象，形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精神象征。红高粱是舒展的、蛮性的、自由的、奔放的、生长的，也是魔幻的、隐喻的、象征的。戏剧最后，高密东北乡的人们召唤那些藏在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为他们吟唱颂歌和挽歌，那样的仪式性场面，令人感慨唏嘘，荡气回肠。

此剧关注人的存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在生与死、爱与恨、框囿与自由、肉体与灵魂等方面展开深入思考并进行艺术呈现。剧中人不是观众习见的非善即恶、非正即邪的形象，而是按照他们固有的文化逻辑、乡土观念和生命势能行动的人，他们以行动的结局为生死定义。“我爷爷”任性率情、快意恩仇、倔强威猛，与他不同时期的三个女人的爱情，也彰显出野性的占有欲和自由奔放的个性。日寇侵占山东，侵扰乡土，“我爷爷”拉起乡民武装，自发反抗来犯之敌，捍卫乡梓族群利益。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受任何一方势力的控制，既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土匪头目，也是出生入死的抗日勇士。“我奶奶”在战场上身中枪弹，弥留之际慨然宣称：“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剧中高密东北乡的人们，是野地里生、野地里长，也注定在野地里死的一群人。

谈到《红高粱家族》，不能不谈它浓郁的诗意，然而真正的诗意都不是一般情绪状态和认知表层的东西，而是含有形而上学的人类特质的生命力量和精神内涵。《红高粱家族》的诗意与它所呈现的残酷美学密切相关。法国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说过：“我所说的残酷，是指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是指吞没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风，是指无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而没有痛苦，生命就无法施展。” 残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来没有因为经济发展、文化积淀而减弱它的力量，作为一种艺术美学概念，残酷不同于暴力美学的感官刺激，它自有其哲学内涵。

“我奶奶”的父亲为了一头大黑骡子，将女儿嫁给麻风病人，在这里，一个姑娘的生命价值小于一头骡子，所谓的父爱是赤裸裸的贩卖。生死选择面前，“我奶奶”只能权衡得失，勇敢自救。她在酣畅淋漓的野合之后，泪眼婆娑，告诉余占鳌“他真是麻风”，余占鳌为此杀死单家父子。日本鬼子逼迫孙五去剥罗汉大爷的皮，“我奶奶”与恋儿在爱情争夺中针锋相对，独居村外的恋儿在鬼子的蹂躏下生不如死，战争中的血肉横飞、尸横遍野，野狗在河滩里争食人的尸体……这些都是残酷，它们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劫难、生生不息的历史缩影。小说《红高粱家族》在戏剧改编中，不仅活化了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生发了原小说的现代性美学价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