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从小说到话剧的改编实践中，江苏大剧院出品的话剧《红高粱家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样本。它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选择了一部曾经被影视和多个剧种改编且有诸多“珠玉”在前的文学作品，完成了一次具有戏剧地理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的舞台重现，而是在舞台边界不断延展、艺术手段日益繁复的今天，选择用一种最自在、朴拙、恣肆的方式去构建属于一个家族、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让生的顽强、爱的奔放、恨的决绝、死的惨烈与生命、大地、生存相连，在民间的重返与重叙中提炼出属于这个民族的不屈的形象与精神。这样的主旨提炼、叙事视角是以往此类改编作品中少有的。
1987年，小说《红高粱家族》首次出版。它的出现寄予着一代先锋文学作家的创作追求与艺术探索，蕴含着他们对人的解放、主体觉醒、历史叙事最为深切的感悟与思索，尤其是其意识流的时空构架、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极具主观化色彩的感官描写，融象征性、厚重感、神秘感于一体，体现出清晰而鲜明的文体实验色彩。今天的话剧舞台要在这块肥沃的“文本土地”上开掘出哪些与今天的观众、时代相契合的艺术宝藏，无疑就成为探讨这部作品改编经验的重要维度。
在话剧《红高粱家族》总叙事、编剧、导演牟森的阐述中，“人民的史诗”与“人类的图景”是他反复强调的两个关键词，这背后当然有牟森在舞台上重建小说文本世界、再现民族历史的雄心与规划。但透过这两个宏大词汇，回归到舞台上、落脚于戏剧行动中的，却是一个个在大地民间挺立而行、自由自在、无所畏惧的真实生命，他们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张扬着个性又释放着激情。正是这些饱含着生命意志、承受着生存重压的人，奠定了舞台“史诗”的基石，增添了形象“图景”的光亮。所以，向生命的尊严、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不息致敬，是此次改编主旨立意上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切入点，也可以说，牟森用舞台的方式完成了其关于人、关于民间、关于历史的美学表达。
为了完成这种美学表达的舞台转换，牟森带领着他年轻的创作团队进行了一场带有“技术研发”色彩的舞台实验。剧作选用了完全不同于原小说的编年体形式，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复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一段历史，塑造了生存其间的男人们与女人们。全剧以“四季”构成了四大篇章，“四季轮回、万物生成”呼应的是生命的不同阶段，15组情节发展的关键词对应着不同的戏剧事件，构成了一个男人、一个家族横跨22年的“编年史”。“春”篇章中的抬棺、颠轿、野合、认爹，以余占鳌的回乡、爱情的激荡，揭开了高密东北乡一段“最辉煌”的历史，这是生命的萌芽与复苏阶段；“夏”篇章中的酿酒、剿匪、报仇、出轨、决斗、聚义，以英雄好汉、快意恩仇的故事片段，张扬生命的自由与力量，烘托情的不可遏抑与义的可歌可泣；“秋”篇章中的凌辱、剥皮、伏击、抵抗，充斥着屈辱、死亡、苦难，是凄婉的悲歌，也是觉醒的壮歌，贯穿着生命的抑制与反抗、壮烈与不屈；“冬”篇章中的留种，则在“万物日夜长”的繁衍期待中，寄予了生命的传承与延续。“四季”的篇章结构重组了原作中抗日与爱情的两条主线，也将全剧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生命精神的自由、自发、自在状态与一种扼杀、撕裂、摧毁的力量之间的角力过程。这样的结构方式似乎有些传统、保守，也逆向于时下很多时髦的改编手法，但实际上却将观众一步步引进了牟森关于“生命美学”的叙事工程中。在这个工程的内部，每每在个体的情感、意志、行动得到宣泄、释放的时候，舞台上就会呈现一种自由超脱、恣意张扬的场景，夹杂着酒香、世俗的爱与原始的狂野；每每在生命终止或者承受苦难的时候，舞台上就会给予生命以最为庄严、最为高贵的表达，让生命回归大地、回归圣洁。这可以说是牟森赋予“高密东北乡”的生命底色。而牟森心中全剧“唯一的开头、结尾”，其实也与人的生死紧密相连。开场的“抬棺”是关于生命终结的仪式，也是一个男人直面人生的开始；结尾的“留种”体现着传宗接代，是生命诞生的仪式，两种仪式的交替暗含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在该剧创作上，牟森强调“结构”二字，包括语言、动作、音乐、造型等，都经过创作团队精密的推演，以确保叙事工程的一气呵成、严丝合缝。虽然剧作的情节叙事回到了传统的讲述方式，但该剧的舞台呈现却综合运用了多种戏剧表现手法，且都进行了全新的艺术尝试。比如歌队的作用，不仅是情节的叙事者、表演的参与者，还以舞蹈化的肢体表达构成了戏剧情境的一部分，体现了如红高粱一般的原始生命力；比如音乐的使用，不再是单一的背景音乐或者发挥气氛烘托的作用，而是与情节、表演、视觉装置等各种要素紧密配合，甚至成了重要的叙事元素，不管是高粱地里两个漠视人间礼数的不羁心灵，还是酒坊里的汉子们身上迸发出的野性、豪爽与刚烈，音乐都发挥了对生命仰视与崇敬的功能；再比如鼓风机、绸缎、高粱秆等道具的运用，一个写实一个写意，但都成为舞台呈现超现实表达或者诗意象征的重要表意符号，它们来自民间又兼具浪漫与神秘色彩。
作为改编作品，牟森把叙事重心落在了余占鳌与戴凤莲这两个性格上均桀骜不驯且极富反抗性的角色身上，对他们所追求的自由洒脱的生命状态以及野性顽强的一面予以了充分彰显，仅从这一角度看，此次改编与原作在精神层面是相通的。尤其是戴凤莲死去后的一段“问天”独白，无拘无束、酣畅淋漓，将一个拥有着强大个体生命意志、努力超越传统伦理规范、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呈现在舞台之上。她植根于民间大地，与余占鳌充满传奇色彩的跌宕命运一起，构成了高密东北乡最辉煌、最凄婉、最激荡的特殊存在。
该剧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群像戏，恋儿、刘罗汉、花脖子、余大牙、黑眼等组成了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群像的一部分，他们身份混杂、命运波诡的背后，是人性的多面、人心的复杂，也是民间的本色存在。舞台上多次出现演员们以摇曳的肢体造型构成高粱随风摆动的场面，既象征着自由生长、无拘无束的高粱地，也成为“高密东北乡”人身上的一种精神隐喻——尽管遭遇了种种的苦难与磨砺，但没有人选择向现实低头，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与顽强的意志力，让他们选择与红高粱共生共荣，自在而坚韧地“活下去”。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