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少儿文艺

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广度、深度与密度

□柳伟平

儿童文学作家们要秉持现实主义精神,让儿童感知到时代的波澜,以儿童本位把握重大现实题材,用日常叙事反映宏大主题,让作品首先是文学的、现实的,然后才能担负得起主题的重量。这是新时代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一个指向。本期特邀儿童文学作家、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柳伟平,谈谈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广度、深度与密度问题。

——编 者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要求文学作品关注现实、直面人生,侧重于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积极观察、体验生活,按照生活本来样貌,进行精确细腻的描写。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因为救亡图存、启迪民智的需要,中国文学与现实紧密联系,使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儿童文学也不例外,主动选择了现实主义路径,关注少年儿童生存状况、精神生命成长的现实,以此来影响儿童的价值取向。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积极参与少儿主题出版,书写重大时代主题,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展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大大开阔了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新时代以来,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专项和出版业“主题出版”选题的激励下,许多作家投身于现实主义书写的浪潮,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在广度、深度、密度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作品是对本世纪初儿童文学过度娱乐化的反拨,让儿童感受到成长中的曲折与阵痛,从而获得真正的人生力量;有利于儿童认识现实,感知时代巨变,激发爱国情怀;能引导儿童关爱弱势群体,对人世增添悲悯之心,内心增长坚韧力量。

广度: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

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扎根于现实生活,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进行了有力的拓展,呈现出新的书写样貌

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扎根于现实生活,不断突破题材惯性、开阔写作视野,不仅书写儿童的校园家庭生活,还关注红色军旅、城镇化发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等题材,将儿童生活融入中国发展的故事,让儿童感知到大时代的浩瀚波澜,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进行了有力的拓展,呈现出新的书写样貌。

其一,从时间维度来看,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关注“历史儿童”与“当下儿童”,书写中国式童年。比如吴洲星的《乌篷里的红》再现建党历程中的少年儿童;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张品成的《我的团长我的兵》、左昡的《纸飞机》、舒辉波的《躲猫猫》等作品书写战火中的儿童,直面人性,反思战争;张之路的《吉祥时光》和马三枣的《慈江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儿童;孟奇与杨飞的《马兰的孩子》以儿童视角书写新中国核事业;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牧铃的《南方的牧歌》、吴岩的《中国轨道号》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时代背景;彭学军的《建一座瓷窑送给你》、王琦的《小城槐香》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儿童生活;祈智的《二宝驾到》、徐玲的《永远第一喜欢你》的故事则发生在国家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些作品时间跨度极大,比如徐鲁的《远山灯火》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一生,串联起革命战争、抗美援朝到建设小康社会等不同历史时代中少年的成长历程,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许诺晨的《百年仁心》选取抗日、女排、抗洪三个横截面讲述行医世家的百年历程。这两部作品为儿童文学创作史诗式“大河小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二,从空间维度来看,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关注乡村儿童、城市儿童以及流动儿童,并往往触及中国当代的民生大事,密切关注社会巨变和文化变迁。比如邓湘子的《像蝉一样歌唱》、胡永红的《上学谣》、陶耘的《梦想天空》、宗介华的《大槐树下》、唐池子的《我的阿角朋》、董宏猷的《金唢呐》等,讲述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儿童的生活;秦文君的《云三彩》、舒辉波的《心里住着好大的孤单》等展现了农民工子弟进城的心路历程;王璐琪的《十四岁很美》、吴依薇《时间里开出的花》、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孙卫卫的《一诺的家风》中的城市儿童虽然生活相对富足,但经受着科技进步、价值观更迭、教育“内卷”、代际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有不少作品聚焦于“边地儿童”,比如薛涛的《桦皮船》、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邓西的《秘境回声》、张国龙的《麻柳溪边芭茅花》、王勇英的《花一样的衣裳》展现出边缘地域的独特文化;周敏的《沙海小球王》和刷刷的《八十一棵许愿树》与援疆工作、民族融合有关;王璐琪的《列车开往乞力马扎罗》更是超越国界,放眼中国援非工作。还有些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聚焦当代军旅题材,如裘山山的《雪山上的达娃》、史雷的《绿色山峦》、刘海栖的《小兵雄赳赳》、曾有情的《金珠玛米小扎西》、陆颖墨的《蓝海金刚》等向儿童展现了当代军人的阳刚之气和报国情怀。这些作品填补了许多题材空白,使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版图在广袤大地上不断延伸,不同地域的童年生活参差多态,蔚为壮观。

深度: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心灵观照

儿童文学的主题出版应该遵循现实主义精神,用儿童视角来检视历史与现实内容,遵循儿童的特质,从而培养孩子们的人文精神、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有人将儿童文学视为“爱与美的王国”,但少年儿童的生命本相并非总是无忧无虑、快乐自足、天真无邪的,他们会面临许多现实问题,除了极致的“物质苦难”之外,还有心灵精神的困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抑郁风险检出率一项,4-6年级学生为11.4%,初中生为26.6%。因此,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除了客观呈现外在现实之外,还要基于个人感受,洞悉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儿童心灵和精神予以观照。鲁迅说自己创作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也要正视儿童的“病苦”,引起社会关注,并尽可能提出医治的药方。当然,很多时候,儿童(或童心)又是医治社会“病苦”的良方。

其一,正视儿童心灵困境的丰富样态。比如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中,吴小小身处虎妈狼爸的高压管理之下,没有“人权”,严重缺爱,于是对父母进行无声地抗争;汪玥含在《沉睡的爱》中写了一个重组家庭中严重自闭的孩子,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刻画了一个缺乏安全感、存在感而患上暴食症的孩子,因此揭示造成问题儿童的环境因素;洪永争的《船儿归》里,男孩杨向阳遭遇爸妈冷战、阿妈离家等生活变故,独自面对黑暗与孤独;简艾的《六年级的时间维度》、张玉清的《画眉》、张国龙的《梧桐街上的孩子》等作品都揭示出校园霸凌、网络暴力等儿童成长环境问题。这些作品直面少年儿童成长困境,也试图探索困境的成因,从而助推社会对教育功利化、校园暴力等问题进行反思。

其二,写出儿童心灵成长的具体过程。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一般都同时包括外显的行动冲突和内隐的情感冲突,不仅有精彩的故事,也有对心理变化的揭示,让同为少年的读者不仅为故事情节牵肠挂肚,也能在主人公正视现实、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并收获共鸣、抚慰与启示。比如李东华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焰火》《小满》等作品中,细致地描写儿童心灵成长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少年儿童出现心灵创伤后,会用情感保护壳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承受更多的痛苦,然而这其实并不利于孩子的内心成长;第二阶段,少年表达出内心的不满,并初步挣脱出情感的保护壳,但一遇挫折,极容易缩回壳内;第三阶段,少年们品尝过真正的情感满足,主动进行艰辛抗争以后,最终收获了心灵成长。这样的小说正视少年心灵成长的艰难,让少年读者感到青春被尊重、内心被理解,从而得到真正的抚慰和激励。

其三,用童心来疗愈社会病症。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重视儿童的精神价值,遵循儿童的特质,比如天真活泼、富有游戏性、强烈的正义感、深厚的同情心、充满好奇心等,使童心成为医治社会的良药。王璐琪的《十四岁很美》是一部勇气之作,切入社会阴暗面。小说中少女姜佳因性侵而导致身心受创,而本应保护她的成人们却为之束手无措,压抑与灰暗的基调弥漫全书,但就在这样的重重困境之中,姜佳坚守着内心的善,终于冲破黑暗,拯救了自我,也给所有人以力量。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里,小苏因心灵受创,而在乡村支教中,既帮助学生成长,心弦被童心触动,灵魂被童心洗涤,最终获得了精神的疗愈。

密度: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日常叙事

细腻、真切、绵密的日常叙事能让重大现实主题、宏大叙事具有真实可信的细节。儿童文学主题出版需要通过日常叙事的变化,凸显对人民的温情与关怀,提炼生活素材,呼应伟大时代

艾布拉姆斯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是要“体验貌似真实的日常经历的种种形式,以此营造小说的现实主义效果”。日常生活是我们具体可感、充满可信度的生存经验,看似琐碎、惯常,但包裹着我们,甚至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去积极观察、体验生活,按照生活本来样貌,进行精确细腻的描写,同时强调经验的特殊性,将人物设置在某个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也注重语言的即时性,让小说家开始真实描述个人经验,重视语言的指称媒介功能,实现文本与描述对象之间的紧密性。

现实主义小说是要让读者体验真实的日常经历的种种形式,并以此营造小说的现实主义效果,因而日常叙事的“密度”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非常重要。所以,细腻、真切、绵密的日常叙事能让故事显得真实可信、真切动人。

首先,日常叙事包含着方向性。许多宏大的历史事件作用于普通个体时,都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改变,比如史雷的《正阳门下》中,时代背景是日本投降、国共内战,但对于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还是美国大兵骚扰平民、物价飞涨、街头学生妨碍了交通等。而这些浓稠、密集的生活细节,昭示着民心所向,汇成洪流,最终左右了历史方向。再如黄蓓佳的《野蜂飞舞》,写的是抗战时期华西坝上的“另一所西南联大”,国难当头,空袭不绝,但儿童所见却还是日常琐事:桑林里摘桑葚,姐妹间的别扭,走夜路去弹琴,童子军拉练,头上长虱子……正因日常生活幸福有趣,让人无比珍惜,所以后文中孩子们长大后参军抗日,才显得十分自然。儿童文学要表现重大主题,不能图解宏大的概念,而要通过绵密、细腻、悠长的日常叙事,通过家长里短、吃穿用度、玩闹嬉戏、悲欢离合,展现个体的命运与抗争,才能由点及面,从小见大,反映出宏大的时代主题,昭示历史演进的具体历程。

其次,日常叙事也凸显着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种情感、梦想、冲突和挣扎,往往都表现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杨志军谈及小说《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时,说自己想通过“一本儿童小说把这几年藏区的发展都融合进去”,故事大背景是因为大气变暖、过度放牧,草原逐渐退化,政府要求藏民们迁居城镇以保护生态平衡,但作者笔下却都是草原孩子的日常生活:驮盐、煮酥油茶、养育小藏獒、剪羊毛、擀毡、转山……笔触温情而质朴,但又书写出了藏民们的真实处境。再如陶耘的《梦想天空》调动了自己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小说中充满了儿童的游戏、乡村的习俗仪式和饮食文化,吸引着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建设家乡。邓湘子在《像蝉一样歌唱》的后记中写道,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渗透了土地意识的生命质感和审美感觉”,而这种质感与感觉,就是因为对日常生活的准确书写。新时代语境中的人民,不再是宏大叙事中面目模糊的背景,而是具体的人。儿童文学需要通过日常叙事,凸显出对具体个人的关怀,把人民的所思所感、真实困境都表达出来,才算真正了解了时代的风尚,把握住社会的脉搏。

再次,日常叙事也充满典型性。写作日常生活也并非兼容并蓄,泥沙俱下,而需要一个提炼的过程,去芜存菁、由表及里。日常生活素材如何拣选,如何呼应重大现实主题,自然也是作家用心所在。史雷在《绿色山峦》中,写孩子们在大院里玩打仗游戏,去古桥镇赶集,到茶馆听书,河中玩水遇险等日常图景,“该作多见生活化场景,但往里走,事件与意蕴却内呈万千慷慨气象,给读者带来了有如高天流云般的崇高之气”。作者采用了暗示法,带出众多军人、知识分子、工人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旷野中建设国防工业的宏大背景。比如,战士小成都带着小主人公杨树去看哥哥成功之墓,道出军人的艰辛;从伙伴毕司令听出说书人的各地方言,引出部队大院中的军人来自五湖四海;从一场洪水,写出军民鱼水之情;从杨树邀请军人张平当体育老师的事件,引出这支部队的历史,以及军人在和平年代的牺牲。吴洲星《乌篷里的红》的主人公江梅若从水乡少女逐渐成长为红色力量,用细腻的日常叙事展现出建党的大势所趋。这样的写法,就是从日常叙事之中找出典型事例,表现出宏大的现实主题。

要完成高品质的主题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作家们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显然不够。他们不仅要做形而上的思考,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趋势,还应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做到“身入”“心入”“情入”,沉入各种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去体察、把握不同个体的生存状态,从而培养出丰沛、真实、深切的情感,明白人性之微妙、生活之深广,才能写出既沛然大气,又细致绵密的儿童文学作品来。

2024-01-12 □柳伟平 1 1 文艺报 content73163.html 1 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广度、深度与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