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中国文学从未忘却“走向世界”的初心，始终坚定不移地通过多种传播途径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演绎中国故事，讴歌中国道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当下，儿童文学相较于成人文学更具优势，让其“先行”实为良策。
中国儿童文学是关系少年儿童健康发展的“人学”，具有世界性阅读的未来发展潜力。一方面，优秀的儿童文学是全球化语境下的“立人”之作，集普适性、纯真性、审美性、教育性于一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儿童文学佳作都内含世界性因素，它力求表现全人类共通的、基础的精神要求与基本美德，内涵童心、自然、游戏、社会化发展等全球儿童文学的共享主题，是足以跨越地域与国界的。另一方面，世界儿童文学因同而互赏互鉴，具备良好的沟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从同一摇篮孕育而出，即人类最初的文学形态、儿童文学创作重要的源泉之一——上古神话。换言之，相隔万里的中国和欧洲常流传着情节相似的童话，如法国夏尔·贝洛的《灰姑娘》、丹麦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和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均可在中国古籍《吴洞》《高僧传·鸠摩罗什》和《太平广记·新罗长人》中觅寻到类似书写。
中国儿童文学身处世界儿童文学场域之内，放眼世界，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也具有在场性。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是目前世界儿童文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就有多位作家和插画家获得该奖提名，如孙幼军、裘兆明（1990），张之路、陶文杰（2006），秦文君和熊亮（2018）等。更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作家曹文轩喜获这一最高荣誉，实现了华人在该奖上零的突破。而且，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在场性不但体现在创作界，理论界亦是如此。国际格林奖与国际安徒生奖齐名，是世界儿童文学界的另一权威奖项。2012年，儿童理论家蒋风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可以说，多年来在国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中的提名与获奖，是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场域内不可或缺的在场性的有力体现，亦是中国儿童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外显。
中国儿童文学具备可译介性，儿童文学的世界性阅读需依托翻译得以完成。仍以国际安徒生奖为例，从历年的评委会主席名单中可看出，迄今为止的14位主席中有4位来自美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其他8位分别来自于英国、斯洛伐克、加拿大、西班牙、伊朗、南非、丹麦和巴西。从评委所掌握的语种中可以看出，汉语并不属于优势语种，中国儿童文学必须在翻译中实现世界性因素的外显，2016年和2018年两届评委会22位评委的通用语均为英语，只有来自中国的吴青熟悉汉语，其他评委的主要语种还有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
全球儿童文学的出版繁荣，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奠定了良好的外部基础。在纸媒“黯然屈身”与新媒“闪亮出场”的背景下，儿童文学图书出版仍能逆风前行，实属当之无愧的“朝阳产业”。根据Publisher Global所提供的全球出版行业名录，目前，全球有842家出版社出版童书，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渠道可谓极为丰富。不过，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和外宣图书书单中儿童文学所占份额却不多。究其内因，有宏观亦有微观。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产业发展格局有待完善，需形成合力之势，推出品牌图书，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缺乏强有力的原创作家和卓越译者，亦是横卧在中国儿童文学世界性阅读之路上的两只拦路虎，如何在实践中摸索出基于中国特色的国际创新之路，进而通过译者导航将之引向全球舞台，这一任务已迫在眉睫。
中国儿童文学极具现实性和当下性。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中指出，“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始于五四时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指的是用现代白话文和文学样式，表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儿童现实生活、思想感情的文学。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了100年左右，其主题多直面百余年间中国儿童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共时性问题与历时性动向。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儿童书写中，不少中国作家已将商业化、城市化等全球性元素融于儿童文学的艺术建构过程，使世界儿童读者的阅读视域更广阔、多元。以往较少涉猎的主题渐入到儿童文学书写之中，如男女生性别角色的错位、单亲家庭、师生关系、青春期生理卫生常识教育、亲子关系、儿童与商品化社会的关系等。这些主题不但能令读者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当代中国儿童的生活现状和文化特质，而且拉近与受众间的距离，较容易产生共鸣感和认同度。
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性有效地提升了异域读者对作家可接触性的期待。传统文学场域内，作家与读者见面几率小，一切关系建立在文本之上，作品的深入人心仅因其思想与文字。而今，影响作品阅读的因素较复杂，作品优劣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作家和读者间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关系。当代读者多期望能在文本阅读外深入了解作者，并与之互动、沟通，尤喜关注作家在收音机、电视等多样渠道上的访谈。条件成熟时，甚至会亲临现场，就作品内容、作家思想、审美阅读等层面与作家实时交谈。多数书写中国儿童故事的当代作家可接触性较高，为了能将更多的异域潜在受众转化为实际受众，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阅读也可在政府与大众共同助推的基础上，加强优秀作家的宣传，如积极参与线上线下各类演讲、访谈和各种读书会活动，开通并实时更新开放性社交平台内容，保持与受众的紧密联系。这是提升作家海外形象、深化其作品内涵，扩展异域影响的重要手段。
全球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具有同构性，可为中国优秀儿童文学的海外阅读“保驾护航”。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形成，具有特定时代底色，也呈现出不平衡和差异特质，但是发展的同构性使得这种不平衡和差异性游走在一定范围内，或早或晚，或高或低，始终处在个体演进的系统过程中。任何一部形象感好、游戏性强、语言深入浅出、情感直抵童心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可在他乡拥有惺惺相惜的读者。2007-2010年间，作家杨红樱笔下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图书的英文版在英美地区销售10万册，购买其版权的哈珀·柯林斯集团认为，“说英语的孩子们能够通过阅读杨红樱的作品，通过那些生动幽默、简单易懂而又极富时代感的故事，来了解当代中国儿童的生活现状，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
儿童文学读者的阅读习惯多未成型，更具兼容性和可塑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各年龄段的儿童，对多元文化都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认知。在他们心智发展的过程中，用真善美的各国儿童文学培育其广博的阅读视域，塑造其健康的灵魂不无裨益。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学译介场域内尚少见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文本。笔者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译介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树立与海外教育系统“无缝对接”的意识，阶梯式地选出、编出、译出既符合异域教育政策又适宜教育教研的文本。需要指出的是，在努力实现与海外教育体系挂钩的过程中可双语并重并行。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不应仅局限于依托译介，原本的海外阅读亦不容小觑。一方面，海外华侨后裔多有对母国语言和文化了解和继承的渴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已意识到了解汉语的重要性，他们常将译本当作平行文本，与汉语原本进行比较阅读，实现了两者间的有效互补。
国际文学受众的培养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儿童文学处在中国文学整体译介的基础层，是实现中国文学逐级译介的重要保障。中国儿童文学不但是中国文学译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队伍中排头兵。如何抓住不同年龄段的异域儿童读者，将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译介出国门，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文学实现世界性阅读的基础性工作。
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坐标上，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描绘，中国儿童文学都注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基点。以曹文轩、蒋风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家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奖项，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海外传播开启了新的纪元。要摆脱一说起“中国文学走出去”只想到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思想桎梏，儿童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是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窗口。鉴于儿童文学的特殊优势，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可有的放矢，不妨让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与出版先行，令异域的小读者和部分成人读者管中窥豹，增强阅读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的兴趣，进而为后期整体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马来西亚思特雅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