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一“主体性”是既有的，是“完成时”，构成我们自立自信自强的基石；而从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前景看，它又是“进行时”，需要继续做出努力，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强化文化主体性。因此，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我们坚守文化主体性，同时不断推进文化融汇创新。即通过“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最终创造出新时代的新文化。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就是坚守主体性、吸收外来、多方融汇的结果。就当下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文化主体的灵魂，引领着发展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是“中国特色”所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础；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批判性吸收是保持和增强文化主体活力的重要因素，可增进其创新、丰富与壮大，即古人所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坚持主体性的多方融汇，才能有力推动文化的创新创造。特别是对外来文化，没有主体性的坚守，吸收外来就没有依托、没有方向；没有吸收外来，主体就可能死水一潭，缺少活力。所以，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科学理性的精神，兼收并蓄，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新文化。
实现融汇创新，有着蕴含在人类文明之中的内在机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不难理解，美是自由的形式，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对规律的认识、应用及由此产生的美感，以及人性的相通性，就是文化能够多方融汇的内在根源，也预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殊途同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根本在于对规律认识和应用上不同程度的“不谋而合”；产生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从重视和应用规律层面讲，与前两者也有某种程度的相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应抓住机遇、履行使命，修好古今中西融会贯通的功课，以融汇创新增进新时代的新文化建构。这是一项宏大工程，需要采取辩证、系统的思维推进。
首先，融汇创新应注重辩证取舍。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其产生和发展都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发展历程。恩格斯曾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才能就有关问题作出分析。所以，推进融汇创新应全面、客观、深入地认识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现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进行具体剖析辨别，把握转化吸纳的条件和应用的时机、场域、程度。就拿传统文化来说，它蕴含着丰富的具有现代价值和未来指向的优秀思想内容，但它又是伴随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走过来的，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并存，有些界线分明，有些却没有明确的界线或者不宜简单地划定界线。对于后者，就需要具体分析、辩证取舍，才能真正实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比如，重情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在现代社会仍有可贵的一面，但要超出法律法规、公序良俗允许的限度，遇事首先想到找关系，甚至意气用事、徇私舞弊，就会对社会公平公正带来不良影响，迟滞法治社会建设进程。这在《人世间》等文艺作品中已有很好的呈现。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样。比如，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一些文化乱象，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世界所谓的“上帝死了”（尼采语）之后，人们精神无所皈依的反映。反映在文艺领域，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提出了“直觉即表现”说，这个学说当然有很多正向的意义和影响，但用朱光潜的话说，“这种美学观点是资本主义垂死时期艺术脱离社会生活和自禁于作者个人感受的小天地那种颓废情况的反映和辩护，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最极端的发展”。因而对其现代、后现代的一些艺术乱象就不能不加批判地“拿来”、甚至当作时尚追逐。所以，实现文化的融汇创新，需要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扬弃”，需要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造成的社会影响，深刻把握其本质，从而体现辩证性和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划线、武断取舍。
其次，融汇创新的关键是有机结合、消化吸收。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就很生动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化学反应”对吸收外来文化同样适用，根本要义是有机结合、融入文化主体、实现本土化。结合的过程可能是曲折的，有时表现得一家独大，有时又此消彼长，但最终都会走向交融出新，而不是一直处在生吞活剥、简单相加的状态。经过多方交融形成的新文化，从社会角度看是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生态，从个人角度看则是新的文化心理结构。比如，佛教传入后经过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产生出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佛学，人们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地的雕塑、壁画，能够形象地感受到其中国化的演变过程；传统儒学吸收佛家精神元素，产生了理学，原来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变成了儒道释的共存与互补，出现了李白、王维、刘禹锡、苏东坡等一批具有多重文化心理的代表人物。再如，市场经济观念传入中国也会是这样，借用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话说，应是“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除了消化吸收法治、契约等确保形式公正的思想观念，还应将胸怀天下、亲仁善邻、正心诚意等中国传统优秀价值理念融入现代商业实践，培育更有情怀和韧性、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观念。这种文化的融合与文化心理成长，在《大江大河》《鸡毛飞上天》《风吹半夏》等电视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第三，融汇创新应特别注重立足实践、总结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美的本源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和检验；外来文化的辨别吸纳、本土化，也应结合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来完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观念、现代法治观念、科技观念、社会意识、职业精神等，都是在实践中经过多方融汇逐步建立、不断完善的。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是在实践中鉴别确立的。这伴随着自然淘汰，也需要具体、历史的分析与取舍。比如传统戏曲，现已有不少地方剧种难以为继。从实践的观点看，传统戏曲多产生在生活节奏缓慢、方式相对简单的特定历史时期，很多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已不适合新的时代环境，需要从形式到内容进行全面创新，否则出现生存之忧在所难免。如果对这种实践检验的结果没有理性的态度，而是一味将其归咎于市场的冲击，呼吁政府的扶持，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必须强化实践观念，在实践中去衡量得失、总结经验、提升理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只有经过现实实践的淬炼，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变成现代的，外来优秀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离开现实实践，就没有新文化创生的土壤。
在这个过程中，文艺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是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文艺的力量推动古今中外文化的融通贯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二是强化本领域文化主体意识，破除思想壁垒，实现古今中外文艺理论的融汇创新，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这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投入这一历史潮流，以大胸怀、大视野、大手笔观照和抒写文化融汇创新的大势大局，从时代发展的整体上去把握，从古今中外的各种矛盾冲突中去把握，从纷繁复杂的世态人情中去把握。特别是理论评论工作，应置身中流，在引导融汇创新的大方向、破解大课题上多下功夫，而不是游走边缘，或者各说各话。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