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金匠博士的近著《另一张面孔：图像中的明代社会》，着实让我惊喜。已有几年不曾谋面，没料到这期间他又默默地推出了一本几十万字的艺术史著作。

在我的印象中，金匠的角色和自我定位首先是画家，他爱画画，以富有情趣的水墨画显现才情，热情也主要挥洒在绘画创作上，我从未想过他亦会潜心著述，写“大块文章”。金匠的近著其实也“暴露”了他的另一张面孔——学者，他也是接受过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训练的博士。

《另一张面孔：图像中的明代社会》一书彰显了金匠画家和学者的两面性。书中既能看见艺术家的敏感，也能读到作为学者的严谨与好奇心。艺术家或许会迷恋图像的形式，并沉醉其中，而学者常常推敲图像背后的“为什么”，而不只满足于图像带来的审美愉悦。画家之眼令人敏感于图像的形式构成，而学者之思渴望抽丝剥茧揭开图像的另一面——艺术家在何种情境下进行创作，金匠的新著融汇了这二者。

约翰·伯格曾说：“除了图像，还没有任何一种遗物或古文献可直接确证各个朝代人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在这方面，图像比文献精确、丰富。”这句话或许可揭示金匠潜心著述的初衷，他在明代遗留下的绘画图像中有所发现：《另一张面孔》由《龙：奇异的图像》《人：众生的肖像》《行：明人居行的图像志》《乐：戏台上的人生》四部分组成。这样的内容与结构布局，体现着金匠的写作野心——上至帝王，下至乞丐，记录明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娱乐。

书中第一篇《龙：奇异的图像》即引人入胜。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里便出现过明太祖朱元璋的画像，画中的皇帝丑陋无比，甚至显得猥琐不堪。这反映了大众对朱元璋形象的接受：满脸麻子、下巴狭长、相貌怪异。这种帝王形象时常无法与尊贵的地位相称，但不由得让人追问，这种形象是如何出现的？金匠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结合流传下来的图像，他注意到了朱元璋两种形象的长期共存，尤其是朱元璋丑陋的图像让人遗忘了他另一种图像的存在。宫廷画师给朱元璋的画像，是标准的“御容”，画中人富贵大气，不怒自威。但与我们常见朱元璋的丑陋图像天差地别，判若两人。我们不由好奇：谁才是真正的朱元璋形象？一般人肯定会认为御容存在太多美化，而“异相”又过于丑化，但两者究竟如何结合在同一个对象身上，实在耐人寻味。

金匠认为，朱元璋异相出现的原因，和相术文化密切相关。相术文化时常赋予不同形象不同含义，贵贱穷通都可以在人的面相中体现。相术文化在古代时常作为统治秩序的辅助，常常为登上权力巅峰的帝王合法化服务。朱元璋的异相，虽然看似丑陋，但却仍然符合相术文化中对帝王特征大富大贵的描述。民间对朱元璋的塑造，常常是因为无法目睹其真容，凭想象与文献塑造而成。因此，金匠得出结论：“深受相术文化浸染的明代社会，在明代相术师的理论指导下，明代社会合力将一个最为尊贵的‘望若龙状’的‘猪龙’贵相赋予了这个朝代的缔造者，甚至这个‘猪龙’还谐音明代皇帝的姓氏‘朱’。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丑化或者诋毁这个帝国的缔造者的形象。”金匠解说完帝王，便把目光转向明代更为普通的人物形象。《人：众生的肖像》这一部分在全书中比重最大，有150页之多，也是金匠最为用心的地方。

一张所谓的《流民图》引起了他的注意，对于这张图的内涵，在明代就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流民图》是后人的命名，并非周臣本意。金匠注意到周臣本人题跋“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云”，他由此出发，推测流民的命名未必准确，又重新回到图像中，认为图中大多数人只是乞丐。所以，周臣绘制这些形象，是告诫世人应勤勉，而不应自甘堕落成为乞讨为生之人。金匠援引文献试图区分流民与乞丐，他认为流民是因为自然灾害、战乱等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理应得到同情与救济，应与主动成为乞丐的人区别。

接着，金匠又以黄姬水的题跋佐证自己的观点。离周臣绘制时间不到50年的黄姬水，在题跋中并没有对图中人物的同情，而是联想到那些为乞求富贵出卖尊严的人，认为他们与乞丐无异。真正将此图与“流民”联系起来的是张凤翼，张在跋语中痛斥宦官刘瑾专权，使百姓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张的这种解读突出了此图的政治性，虽然可能是曲解，却在后来成为了主流，以至于此图最终被命名为《流民图》。

金匠笔锋一转，挖掘了流民的真正含义。流民与有固定居所和劳动场所的百姓相对，而农民显然是后者的典型。农民和土地的紧密相连，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石。但是，农民在古代又时常因为社会政治形势的突变，而被迫成为“流民”，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金匠在描述分析这种状况时毫无疑问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农民淳朴地劳动，自给自足，在自然中劳作，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无数古代文人对理想社会的勾勒，但现实常常将这一切击得粉碎。金匠从沈周的桃源诗与渔乐图出发，分析了这种社会状况下沈周的创作心理。作为传统文人的沈周，原本渴望耕读传家，但却因为苛捐杂税，渐渐对庄园农耕生活产生了厌倦。因此，他愈来愈向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生活。那里没有战乱，没有盘剥，人人怡然自得。而渔夫是桃花源中的代表，也是文人向往的角色，他们没有被土地捆绑，以垂钓打鱼为生，看似充满诗情画意，这是沈周隐秘的心事。但金匠指出，这种向往只是一种幻想，因为在明代户政制度下，农民和渔民有很严格的区分，农民转为渔民并不容易，此外渔民同样也要受到层层剥削，并没有看起来那般闲适与诗情画意。金匠对苦难的同情已经溢于言表。

该书的写作可以算艺术社会史研究范畴，作者总是关注图像背后的生产机制：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产生这些图像，而这些图像又将为谁消费？他的写作为读者留下了很多线索。“以图证史”，图像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图像面向观看者是多义的，并没有标准答案。而艺术研究又并非自然科学可以实证，作者利用各种明人笔记与正史资料，尽其所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时也激发了阅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总体来说，《另一张面孔：图像中的明代社会》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不仅关乎艺术，也关乎社会。最令人动容的未必是作者为历史图像所提供的解读，而是文字底下涌现的悲悯与想象力。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