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里，作者刘可风（柳青的女儿）在第九章“书稿余烬”中讲到，柳青在1953年写作了一部“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的长篇小说。有关部门领导知道了消息之后，“劝他尽快将小说发表”。柳青“没有犹豫，坚决地摇了摇头”。“他不满意这部新作”，在某天人去屋静的时候，“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它的一角。这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呀，他又不舍地掐灭了燃起的火苗”。《柳青传》中的这段文字描述给人们提供了有关柳青小说创作鲜为人知的重要资讯，而且有两个要点：一、柳青写作了一部有关老干部题材的长篇小说；二、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这部长篇新作，本想一烧了之，结果又没舍得烧掉。
约在2018年，柳青女儿刘可风找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留存下来的手稿，经她悉心整理，并经邢小利、李建军的校改，取名《在旷野里》，在《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发表。这个存放了整整70年的长篇小说佚作的首次刊发，既了却了柳青本人及柳青家人埋藏许久的心愿，也使文学爱好者得到了再度走近柳青的机会，还给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文本。意外之喜与诸种因素，都使这部看似平常的小说颇有些不同寻常。
认真阅读了《在旷野里》，觉得无论是从写作的背景与动机上看，还是从作品的故事营构和艺术表现上来看，这部作品在多个方面都带有柳青小说写作显见的个性痕迹与文风特点，可以确定是出自柳青之手的佚作。今天阅读这部佚作，并对其当时的写作初衷、作品的意蕴营造和写法特点等试做初步解读，对于我们了解柳青小说创作的历时性发展，作者走向《创业史》的蓄势与经过，以及作家在现实题材创作上的不断进取与锐意创新等，无疑都颇具一定的裨益。
一
柳青离开北京回到陕西西安，又由西安到长安挂职，再由长安到皇甫村落户，虽然时间不长，却呈现出不断下沉、逐步落实的过程，也就是说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在进行的。
1952年5月，柳青由北京返回到陕西西安。是年9月，到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3月，辞去县委副书记，正式落户于王曲镇皇甫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县委副书记的职责身份，整党、建社的繁重工作任务，使柳青的时间与精力都不得不用于参加各种各级会议。据曾任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安于密回忆：“当时，柳青虽然没有分管具体工作，但参与县委的实际领导工作，县委常委会、区委书记会，他都参加。”安于密还特别谈到柳青认识王家斌以及选择落户皇甫村的经过：“这年冬季，县上除训练互助组组长以外，就是搞整党和查田定产。我当时任王曲区工作团团长，向县委汇报王曲工作时，讲到王曲乡的王家斌如何认真能干，主持公道的事迹。柳青听后很感兴趣，向我打听王家斌的情况，问他的籍贯、年龄、家庭情况等，问得很详细。他认为这人还不错，像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样子，能领导农民搞社会主义，加上王家斌领导的互助组也是当年比较好的一个长年互助组。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点选到了皇甫村”（《柳青在长安》第3页，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编）。
关于柳青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轨迹与写作情形，《柳青生平述略——长安十四年》（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邰持文整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还在1953年年底，柳青就把自己那个关于老干部思想问题的长篇写到20万字。这时，新的生活极大地吸引了作家，他决定放弃这个长篇，重新调整自己的创作计划，以全副精力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柳青纪念文集》第322页）。如果要更为准确地表述，应该是柳青在初到长安县担任副书记时期，诸多生活中的深切感受与工作中的现实思考，使他想写一部“关于老干部思想问题的长篇”。但在辞去县委副书记下沉到皇甫村、尤其是结识了王家斌等各色人物、参与到农业合作化建设的工作之后，又有了新的感受与新的思考，遂又转入了“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的写作。
由以上回忆和记述来看，柳青从西安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期间，虽然时间并不很长，但工作中的所经所见，生活中的所思所感，使他感受深切，萦绕于怀，由此萌发了写作《在旷野里》这样一部小说的强烈意愿，柳青的原本初衷是“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这样一个主题选择与故事设定，在当时身任县委副书记的柳青，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势所必然的。由此也可以认定，柳青的长篇佚作《在旷野里》是柳青“关于老干部思想问题的长篇”的一部分，也是他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前后写就的长篇小说作品。
二
在《在旷野里》中，作者以多重矛盾冲突来塑造人物、揭示主题，主要人物是县委书记朱明山，作品由其上岗赴任的视角来展开小说故事。
在城里的地委开完会并与地委书记冯德麟交谈之后，肩负重任的朱明山便急匆匆地乘坐火车赶往了位于城市南郊的县城。火车车厢里，乘客们兴致勃勃又七嘴八舌，“谈论着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气象；谈论着镇压反革命给人们的痛快；谈论着爱国公约像春天的风一样吹遍了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谈论着抗美援朝武器捐献的踊跃；谈论着缴纳公粮的迅速和整齐……”聆听着、感受着这一切的朱明山，“已经预感到将要开始一种多么有意义的生活”，甚至觉得“好像世界照这样安排就最好了，好像平原、河流和山脉都归他所有了，好像扩音机在为他播送歌曲……”
但当朱明山傍晚时分到达了岗位之后，烦事、难事便接踵而来，使得这个刚刚上任的县委书记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全力应对。才刚见面的县委副书记赵振国，言谈中便表露出想要调离去学习的意愿。县监委副主任白生玉也因工作不顺、关系不睦，向赵副书记提出调动申请。而更为严重的，是一场棉花蚜虫泛起的灾难不期而至，需要尽快扑灭蚜虫以挽救巨大损失，且刻不容缓。为此，县委书记朱明山与县长梁斌紧急商议之后，便分别带领区县干部赶往灾情严重的渭河南北两岸的产棉区，发动群众开展扑灭蚜虫的抗灾斗争。当时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是互助组的初级形式，广大农民也还处于由单干向集体的过渡之中。怎样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如何做到群策群力，实现科学防治，收到切实成效，对于干部和群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大的难题。朱明山心里清楚：“这是一个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在摸索。”他由说服干部、动员群众入手，“摸索群众最容易接受的方法”，通过一段一段的整治工作，以事实教育群众，逐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通过灭治蚜虫的抗灾斗争，朱明山显现出了擅于处置突发事件的领导才能，他也经由这样一个严峻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引导和教育了那些存有各种思想问题的基层干部。不安心现职工作的副书记赵振国、监委副主任白玉生，在朱明山身上看到了一个党的干部满怀信心的坚毅的革命精神，更学到了他善于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进而全身心投入到灭治蚜虫的中心工作。也有心调往工业战线的区委书记崔浩田，在朱明山循循善诱的劝导下，对现在的工作更安心也更上心了。一直存在轻视农民群众意识的组织部长冯光祥，在与朱明山的倾心交谈中，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而且明白了“现在要改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的思想”。因为朱明山郑重地告诉他：“现在要建新社会，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就不行了。”对那些来自老区的干部来说，“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比改造知识分子新干部的思想更迫切。他们散布到全国，大大小小都是领导哩。”
三
《在旷野里》通过朱明山上任之后遇到的问题和工作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举的社会发展形势与干部思想状态相对落伍的不相适应情形，生动表现了各级干部在时代的转型阶段和社会过渡时期克服个人和家庭的种种困难，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观念和改变作风的切实努力。尤其是朱明山自己，虽然妻子高生兰无形中扯后腿，县委领导班子的搭档不够给力，但仍然满怀信心地负重前行，勉力奋进。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诉给人们一个重要法宝，那就是“学习”。
作品在一开始的部分，就写到朱明山曾向上级部门申请“要求学习”，但得到的回答是“在工作中学习”。于是，他就愉快地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高高兴兴地“在工作中学习”，并带上自己“两年来陆陆续续积累起来的他心爱的书”。随后，作品还写到朱明山看到与他一同乘车的女青年李瑛专心致志地阅读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朱明山回想起妻子高生兰时，特别想到他们一起读过的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日日夜夜》和《恐惧和无畏》的情形。作品里还有几处提到朱明山对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学习与研读，及其给予自己的种种教益。在头绪繁多的故事和情状紧急的叙事里，提到如此多的小说作品、理论读物和经典著述，是令人惊异的。这种爱好读书、重视学习的情景，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在工作中学习”的真实反映，也是作者自己给新老干部提高理论水平、解决思想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
柳青在创作之外较少发表谈论文学问题的文章，但在为数不多的文章里，都会提到“学习”的问题。在他那里，“学习”是重要的，也是广义的。他在《三愿》的文章里告诉人们，他的“三愿”的其中“一愿”是“有计划有重点地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他在《生活是创作的基础》里告诉人们：“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会学习”，是“文学工作的基本建设”。显而易见，柳青把自己在学习方面的实际经验和深切感受，凝结于朱明山这个人物形象，倾注于《在旷野里》这部作品。朱明山时时阅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学习毛泽东思想。他随身携带刚刚出版问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向党的历史经验学习。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使他在理论思想上有确定的方向，在实际工作中有坚定的信念。这种精神滋养使他充满了战胜一切困难的无穷力量。由朱明山这个县委书记形象的特殊风采，作品实际上格外凸显了“学习”对于工作的作用，对于干部的意义，使得“学习”成为这部作品另一个潜在的重要题旨，这也用现实又生动的事例诠释了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里所指出的：“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的指示的重要精神与深远意义。
四
作为柳青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写作的长篇小说，他毅然选择了以新中国建设为背景，以新的社会生活为场景的现实题材，并秉持“写自己最熟悉的”创作原则，以担任县委副书记时的所感所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生活素材，写作了这样一部以反映“干部思想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作品在着力塑造县委书记朱明山的光辉形象的同时，还精心描绘了副书记赵振国、县长梁斌、区委书记张志斌、团县委女干部李瑛等基层干部形象，初步展现了朱明山与妻子高生兰的家庭矛盾，与县长梁斌在工作作风上的矛盾，李瑛与张志谦的恋爱纠葛，以及赵振国、白玉生等人的思想问题。由这样一些已经显露端倪的矛盾悬而未决的情形来看，这部作品另外半部分的内容，大致是在展开和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深入揭示思想与作风问题对于干部成长与工作开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虽然《在旷野里》并未完成和尚未定稿，因而在故事、叙事与语言上都存有明显可见的粗粝与不足，但柳青式的直面现实和饱含激情，却使得这部作品显示出劲健的内骨、遒劲的文笔，读来引人，读后启人。阅读《在旷野里》，字里行间充溢着的国家蓬勃发展的世情世相和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都如和煦而强劲的春风，扑面而来。作者偏重于各色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腻文笔，也让他们的形象更显得立体而鲜明，包括朱明山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从解放区的不同战线聚拢而来，每个人都带有不同的家庭负累，具有不同的思想情绪，但都服从组织安排、听从革命需要，在工作中不断调适、努力学习、自我提高。这一切都以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展现了现实主义手法直面现实的内在张力和表现生活的艺术魅力。
对于这部作品，柳青自己“不满意”，不仅不同意“尽快发表”，而且还曾想点火烧掉。现在想来，也是有缘由的。首先是这部作品从写作到完成，时间比较匆促，准备还不是特别充分，故事的营构与叙述的展开，在细致与从容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带有一定的“急就章”性。其次，柳青随后很快就进驻到皇甫村，介入到王家斌互助组的建设中，从工作到生活都转入到了另一个新的阶段，修改和打磨这部作品，他没有了应有的时间和精力，也缺失了应有的兴趣与动力。因此，这部作品就被“放弃”或搁置起来。但即便是转入了《创业史》的写作，进入到新的创作境界，柳青也没有舍得把它烧掉，而是有意无意地留存了下来，这又表露出他对花费了自己心血的创作成果的怜惜与在意。因此，保留下来的这部小说佚作，作为柳青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小说创作成果，既寄寓了他的思虑与情绪，也内含了他的反思与犹疑，反而具有了更为特别的意义。
《在旷野里》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柳青于1952年下沉到长安县，再落户于皇甫村，不断向着最底层的农村生活靠近，尽量融入到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之中。他在这样一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接触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现实生活与人们心理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也基于自己的生活感受与艺术思考，进行着写作上的积累与蓄势、演练与探索。佚作《在旷野里》，中篇《恨透铁》，是柳青在新中国时期小说写作上的重要收获，也是他在小说创作上走向经典作品《创业史》的重要过渡。有了《在旷野里》这部长篇，柳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创作路径更为清晰，探索过程更为完整，一个干部如何切近着现实生活奋力前行的人生追求，一个作家如何顺应着时代脉搏不断调姿定位的艺术攀登，也由此显示得更为淋漓尽致，更加令人为之纫佩。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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