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老酒馆》将时间设置在1931年至1945年间，把场景定位于大连好汉街上的山东老酒馆内外，塑造了以酒馆掌柜陈怀海为代表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群像。大连从上个世纪初就被日本侵占，面对残酷的统治，大连老百姓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剧中，好汉街上的老酒馆是各色人等聚集流散的投影所在，其中有愤懑，有不堪回首的残酷，更有义无反顾的牺牲和令人肝肠寸断的痛楚。话剧《老酒馆》在戏剧事件的铺排、人物形象的刻画和舞台呈现方面无不弥漫着关东文化特有的调性。如陈怀海、谷三妹、小棉袄以及酒馆里来来往往的人，性格底色都极具“关东文化”熏染下的东北风情，同时由于经历、身份、遭际的不同，而呈现出如万花筒般不同的折射。
开场时，一束光照亮舞台一隅，几经沧桑、久历痛楚而感慨不已的老者与满架酒坛赫然入目。此时乃1945年深秋，坐在老酒馆里的陈怀海面对的不仅是酒坛上的一个个郑重写下的名字，而是一群敢爱敢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那些不屈的灵魂、战死沙场的身躯、令人尊敬的人格、使人心痛的骨血，都成为他深切的追忆与怀想。
随着陈怀海的思绪，十几年前发生在老酒馆的往事张弛有致地铺排。舞台呈现上，转台的巧妙使用值得称道，不仅使老酒馆的内部、门面、酒窖、后院及住房得以立体展现，还能使岁月流逝、戏剧矛盾的起承转合有了外在情境的依托，丰沛的质感中，见到人物关系的变化、角色的成长和情感的喷涌。剧中的老北风是陈怀海的大舅哥，也是一个抗日斗士。被通缉的他藏在酱缸里，险象环生地躲到了老酒馆的酒窖，言谈间不经意地揭开陈怀海的伤痛：妻与子惨死于侵略者的手中，不到10岁的女儿不知所踪……这也显示出在残酷统治下东北民众越燃越旺的反抗之火。而随着把老北风转移出酒窖，在日军和伪警察的严密搜查下，谷三妹机智地将“算命先生”带走，为戏剧情节的进展不动声色地做了扎实的铺排，意料之外而又契合情理，还显示出剧中男女主人公识人断物的独到之处。另有华彩段落如陈怀海、谷三妹斗酒，那正红设宴，小棉袄的归来与赴死，不仅可圈可点，而且可感可叹、可歌可泣。
另外，演员的表演颇具神韵，导演对戏剧节奏的把握充满力量，编剧对人物情感张力的挖掘动人心魄。其中“斗酒”一场，男女主人公从酒馆内喝到深夜街面的秋千上，陈怀海面对这个“救过老北风”“踢过赵老三”的谷三妹，感激和赞赏是有的，还意外地从交谈中得知了她和自己有着相似的悲惨遭遇，原来他们彼此都有亲人丧生于侵略者的手中，从而更多了几分同病相怜；也是在这个段落，东北人憨直的性格和独有的幽默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在酒量上难分胜负，谷三妹便把一根缝衣针扔在地上，谁能捡起来谁就获胜。此时“醉歪歪”的二人开始满地捡针，此时舞台上出现了难得的欢乐，仿佛冲破冬夜的一道温煦之光，使得剧中人和观众的内心感受到了片刻的岁月静好。这场戏的精彩，既源于编剧黄维若的笔底烟霞，也得益于主演和导演的二度创作。
话剧《老酒馆》是以小见大、透视广阔社会背景、展现时代风云的力作，这得益于群像人物的形象塑造，不仅有老二两、方先生、赵老三、送儿子上路的老头儿等社会底层的百姓，也有豫菜张、警察队长等温饱无虞的殷实一族，还有推动情节发展的抗日义士们，如老北风、马旅长等，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50多岁的前清遗老那正红，在众人的眼里，他一向仗义、直爽。他为请一位贵客，房子“卖得心甘情愿、卖得值”，包场老酒馆请来的贵客“比天还大，见一面都是几代人吉祥有福”。果然，那正红请来的人雍容华贵，只是一举一动处处受制于日本便衣。那正红身上的奴性让一向宽厚、包容的陈怀海忍不住说：“这混沌世道需要一声响雷，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您惦记的那个世道过去了，回不来了”；面对那正红希望的“皇上就要登基了，普天同庆啊！”陈怀海则冷冷地：“就这？被日本便衣架来架去的皇上皇后？该是日本人庆贺吧？” 他不无悲哀地做了一个决定，“心里再没那爷了，他死了”。编剧对这位前清遗老的刻画，虽着墨不多，但入木三分，也映衬出陈怀海威武不屈的人格。
女儿小棉袄归来是在全剧的后半部分，但剧中陈怀海第一次提到小棉袄，是在老北风受伤躲到酒窖里的段落，此后有关小棉袄的名字和遭遇，如草蛇灰线般时隐时现。直到某个冬夜，有个拿石头砸酒馆玻璃窗、蓬头垢面而又“恶声恶气”的“那人”出现，不光骂骂咧咧地叫嚣：“陈怀海死了没有？有口气就给我爬出来！”还大叫着要喝酒。当“那人”被伙计打掉帽子，认出其就是女扮男装的小棉袄后，陈怀海被巨大的惊喜冲击，声音颤抖。面对欲上前搂住女儿的陈怀海，小棉袄因为长期紧张、害怕，竟用刀指着父亲尖叫，陈怀海此时心如刀割，泫然欲泣。小棉袄的反应竟是不屑一顾：“咋娘们唧唧的？你是陈怀海吗？我听说陈怀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呀！也许你就是个怂人。不然我娘和我弟弟咋被人弄死，你屁都没放！”当听到三爷说陈怀海为了救母亲和弟弟受伤留下深深伤疤时，她冷笑说：“拿伤疤唬什么人？谁没伤疤，我给你看看！”说着把筷子一摔，站起身就要扒自己衣服，被谷三妹一把拉住。在这里，编剧并没有用小棉袄几年间遭受到的苦难，直接地掀起观众的情感波澜，没有往常轻易就会出现的抱头痛哭的场面，有的只是此情此景下，人物情绪的宣泄和情感逻辑带来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戏剧性推进。可以说，编剧用极富张力的细节、语言以及人物行动的内驱力，完成了小棉袄的归来。小棉袄这几年间所经历的，剧中并没有讲述和描绘，而是以“留白”的手法，用她行为和语言的蛛丝马迹，给观众以想象的“空筐”，灌注进同情、理解、心痛乃至潸然泪下，就像聪慧善良的谷三妹所说：“她几岁就与你失散，你想想，这些年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欺，才变成这副样子。你别看她凶巴巴的，那是她在关东山里边，为活命而逼出来的保护自个儿的办法。一个孩子到了这一步，多可怜！”
话剧《老酒馆》里着重刻画的都是小人物，他们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有担当敢奉献地“活”在舞台上，相信他们的故事也会拨响观众的心弦，与当下形成和声与共振。
（作者系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