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现代文明是通过文化交流、文化互鉴而实现的。没有交流、互鉴，人类社会一定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我们在讲文化自主、文化自信之话题时，不可忽略文化交流、文化互鉴之话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由多个互相照应的维度共同构成的辩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理念，他在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主持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他在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文化交流、文化互鉴是中国走向辉煌之地、理想之地的必然选择。而文化交流、文化互鉴是离不开翻译的。人类今天所拥有的浩大的、流动不止的、蒸蒸日上的文明世界，是绝对与翻译——让世界不同民族国家积累和创造出的思想、知识得以广泛传播的翻译有关。而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黑格尔、伏尔泰、塞万提斯的书时，却很少会想到这些书的翻译以及翻译于我们的意义。
翻译是思想、知识的伟大解放者。如果没有翻译，作为德文的《浮士德》——我们不妨虚构一下，将这本书看成是一头巨大的野兽，它不安于德国一方天地，具有强烈的愿望，想奔驰在整个天空下，想去遥远的地方，想去天边，可是现在它只能囿于德国，因为它无法冲出德语世界去另样语种的世界。此时，一个母语是法语同时也会德语的人来了，他决定将它翻译成法语，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由此我们看到《浮士德》风驰电掣般地冲出了德国的边界，去了法兰西。后来，它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终于实现了周游四方、浪迹天涯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力量参与了不同语种的国家的文学建构，参与了全人类的文明进程。由此，我们应该说翻译是解放者。通过若干世纪的解放，如今，不同国家的大量经典——政治学的、哲学的、经济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学的，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经典。
翻译还可能让经典趋于完美，甚至创造经典。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千零一夜》是在若干年间不停地翻译过程中得以完成的。《一千零一夜》大约是在公元9世纪创作出来的，原先只是一部阿拉伯故事集，也没有那么多故事，它是在后来各种语种的翻译过程中，由译者不断地增加、修改故事，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面貌。过去的翻译一般都不是直译而是意译，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原文的进一步创作。因为文化、禁忌的不同，《一千零一夜》在被不同语种翻译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和删节。事实上，作品就是在这样反复创作和修改中成为经典的。由此，也可以理解翻译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观念变化，与多年一直进行的翻译工作有关。当年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不仅影响了学术界，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它让我们想起了梁启超为开社会之新风、使中国脱胎换骨走向新生时说的一句话：译书乃第一大事。当今乃是翻译盛世。在人类的翻译史上，翻译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做到方方面面、几乎无一遗漏地将有翻译价值的各类学科的文本加以各种语种的翻译。翻译使英语之外的各语种的文本都有机会走向世界。如果没有翻译，帕慕克的作品大概永远只有土耳其人知道，我们也很难在法兰克福机场、北京首都机场的书店看到他的《红》。翻译的速度由于科学技术的相助，也变得相当之快，往往刚出版不久的作品，就可能变为其他语种。这样的盛世带来的无疑是全人类的进步。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第一翻译大国。出国访问时，我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朋友说：凡在你们国家文学史有一席地位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做到了无一人漏译。同样一本书，有多种版本出版，已司空见惯。我看到一个数据，《小王子》竟然有87个中文版。学者们可以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如数家珍地诉说他们国家的作家作品。
中国是熟悉世界文学、懂得世界文学的国家。有一个事实：无论某一年的诺贝尔奖多么冷门、出乎人意料，名单一经公布，你会马上得知，此人的作品在中国已有翻译。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次，获奖人名单出来了，而这位获奖人的作品还未在中国出版。许多作品在它的国家刚刚出版不久就会被翻译成中文，并以很快的速度出版——我还不太清楚，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出版速度能够与中国匹敌。但他国翻译规模与中国翻译规模严重不对称。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翻译人员总数可能比一些小国——比如冰岛、塞浦路斯的总人口还多。但我这里要说的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疑惑和中国对世界文学的敬仰之间的不对称，世界与中国表现出的对彼此的认同态度的不对称。
我们不妨再问一个问题：《哈利·波特》如果不是一个叫J.K.罗琳的英国人写的，而是一个生活在上海、武汉或者西安的中国人写的，会有这样流行、畅销、走遍天下的格局吗？不久前，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传播论坛暨第六届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讲到了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我讲了三点，后来媒体纷纷作了报道。但讲这三点之前，我提到了我们与世界，或者说世界与我们的隔膜。这个话题没有被媒体注意到。其实，这种隔膜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个中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价值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美学差异方面的原因。
中国有传统的美学范畴，比如“意境”，而西方美学有“深刻”之范畴而无“意境”之范畴。废名的《桥》中，有一段文字是写奶奶老了，已经白发苍苍。一天，她看到一头乌发的小孙女在她眼前欢快地蹦跳，不由得长叹一声：“奶奶老了，头发都白了。”小孙女听罢，是这样安慰奶奶的：“奶奶，白辫子黑辫子，到了夜里都是黑辫子。”这种“境界”是西方文学所没有的，西方人甚至都不一定能理解这一意境。我们不太清楚，西方文学中究竟还有多少在西方人看来是独有的东西，尚未被中国人理解，但中国文学中一定有许多美妙之处还没有被西方人理解。中国美学中的精微、精妙之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让世界读者真切地感知到的。
五四以来，外国文化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尼采主义对鲁迅早期创作的影响、西方浪漫主义对郭沫若的作用、法国文学对巴金的滋养、契诃夫戏剧对曹禺的启发、流浪巴黎街头的“世纪末”诗人和以描写俄罗斯乡村生活见长的忧郁型诗人叶赛宁对艾青气质的感染，都是一些几经证明了的事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日益强化。中国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明显地具有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文学精神。广博的外国文化与优厚的中国文化结合，产生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中国文坛充满了生命气息。应当说，没有单元文化背景的打破，就没有洋洋大观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人经历了冷峻的民族自省，开始觉悟，并迅速激发出进行改革的动机，而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毅然决然地将国门对外打开。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文学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主动接受而不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国际文化背景之下，开始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40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上上下下形成一个共识：中国文学倘若要发展，就必须处于宏阔而深邃的国际文化背景之下，必须踊跃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时代中国文学要义不容辞地加入世界格局。我们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郑重地思考“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了，中国儿童文学应当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足够吸纳世界之后，现在轮到我们完全有资格与世界对话、谈论给予世界的时候了。一个因改革开放而日益强大的中国，使我们现在可以有信心、有力量地说出：中国当代文学应当走向世界；既吸纳又给予，也许才是更完美的格局。
在文化交流这里，是不是也应当有与国际贸易一样的考量——即对顺差、逆差的考量——文化交流顺差或是文化交流逆差。长久处于逆差状态，是不是合理的状态，是不是我们需要有所怀疑的状态？在谈论吸纳、接受话题的同时，是不是到了应当谈论输出、给予的话题了？如今，中国文学“走出去”又再次成为热门话题。2023年6月世界图书博览会，我与30个曾翻译了我作品的汉学家对话。9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传播论坛暨第六届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上，我作了“如何走向世界”的主旨发言。不久前举办的“北京文化论坛”，其主要板块依然是关于“走出去”的，我们几个作家再次与汉学家、翻译家对话。我们的意图越来越清楚：要结束文化交流巨大逆差的局面，逐步取得交流平衡，并希望也能出现交流顺差的盛景。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协儿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