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秀丽
1999年秋，我有幸到钟敬文先生门下读博，与赵宗福师兄、庞建春师妹是同级。记得入学不久，董晓萍老师就跟我们新生讲：“钟老过去是很严厉的，当年我们弟子都怕他，别看他现在是位老爷爷。你们不认真读书，可不行啊！”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先生始终是一位恬淡、慈祥而睿智的长者，总是在我们面前心平气和地口传身授如何治学、如何做人，或许是因为我们和先生之间如同祖孙般的年龄差吧……
每天下午两点半起床后，年近百岁高龄的钟先生都有外出散步的好习惯。我们学生常常陪着他，这也是聆听先生畅谈学术与人生的最好机会。当时的我，还是学术路上的一只菜鸟，很少会像三四十岁的师兄师姐们那样挑起有趣的话题，向先生求教。由此，我觉得，更多时候自己只是单纯地陪同老师而已。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陪先生散步的时光，对我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深远。
先生请我喝茶
记得那个初冬的下午，先生说要到校外的书店看看。那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和先生逛书店。
我们穿过悬铃木高耸的甬路，出北师大校园东门，过了天桥，到对面的盛世情书店转了转。老板看见有位老先生光顾，十分热情，上前询问我们：“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先生说，要自己看看。绕到书架前，先生认真地查看了书目，很快就买下了两本感兴趣的书。
从书店出来，没走几步，先生驻足，建议到临街的一家小茶馆去坐坐。我惴惴至极，因为没有带钱包，作为穷学生，平时衣兜里也没有多少零钱。如果像现在这样“手机就是钱包”，该有多好啊！可是那时，我没办法开口说：“我来请先生喝茶。”
进了茶馆，倒是先生先儒雅地坐下，问我：“小祝，你喜欢喝什么茶呀？”我很窘迫，一是自己连一杯茶的钱都没带，二是自己从没有茶饮习惯，不懂茶品之间的区别，就脱口回答：“先生，我不喝茶。您自己喝吧！”
“来一杯尝尝吧！”先生建议道。接着，他看看菜单，转向服务员，温和地说：“要两杯红茶。”然后付了钱。
我坐在先生对面，环视茶馆里的陈设来缓解刚才的尴尬。这是一家很小的茶馆，仅几张小桌，但很是整洁别致。此刻，只有我们两位客人，窗外是车水马龙的新街口外大街，这里是难得清净的一方闲雅之地。我们坐在靠窗的藤椅上，窗口一席微透的竹帘半垂半卷，让西斜的太阳把暖黄色的光线洒落在先生的身上。我觉得，对于先生这样的诗人，此时的画面充满了一种诗情画意。
茶来了。我们默默喝着。说真的，我连喝了几口，只觉得茶水很烫，压根品不出茶的好坏。偶尔，我抬头看看先生喝茶的样子，他在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先生是“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广东人，当然知道该怎么喝热茶了。我心里在笑自己，我这个外行坐在茶馆里显得特别滑稽，如果不是陪同先生来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光顾这里。先生竟是有生以来第一个请我喝茶的人。善良的先生或许常请学生喝喝茶，我可能是最不懂茶饮、言语最少的那一个。不过，喝茶可以代替我陪先生时总是不言不语的静默，听着先生品茶的声音，我的心宽慰了不少。
那时的先生，总让我想起已故的爷爷，我喜欢跟着爷爷在菜园里干活，或者坐在他的小屋里听他和叔伯们讲古，但是很少和独自闯关东过来的年过八旬的爷爷聊天。他们的世界都是那么深沉静谧，当我面对的时候，好像一下子找不到行走的方向，常常无话可说，可我又喜欢在他们的世界的边缘守望，我知道他们世界的那一端是诗和远方……
如今，20多年过去了，那杯茶的味道早已淡忘，但是先生请我喝茶的情景，却仿佛在昨天。
先生的读书经
钟先生到教研室里上课的时候，习惯于坐在长桌的一端，我们几届的学生都围坐在长桌两边，像开座谈会一样。先生手里常常拿着几页打印好的授课提纲，不断用细长的手指翻卷或摩挲着页角。这些提纲更像是授课的道具，因为先生几乎不看提纲一眼，整堂课只看着我们，如同促膝谈心一般，那些精妙的话语娓娓道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深入浅出地教导弟子如何读书，特别是告诫我们这些刚入学的新生。他说：“读书，要真正读懂，手抄、眼看、脑子理解，还要反复读，直到领会。对待书要全心全意，因为书像朋友，不深入，就是陌路相逢，不会帮助自己，只有深交——读得最深、用功最多的书，才有用。读书，不仅要有量，还要有质，有些书要一辈子打交道的。”说到这，先生用了一个通俗易懂却无比深刻的比喻，来解释读书的深浅和回报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鼓和钟，铁棍敲得最响，木棍次之，麻秆再次之，灯草就怎么也敲不响了。读书也一样，从书里获得的知识、能量、经验和思考有多大、有多深，回报就会有多大、有多深。”
先生这是把一辈子读书的经验都传授给我们了。去过先生家的人，都忘不了他那间书房里的奇观：除了一张古老的小书桌、几把旧沙发椅之外，余下的空间靠着四壁倾斜而下的都是书，有陈年的，有新近的；有成套的，有单本的；有中文的，有外语的；有友人赠送的，有自己购买的，层层叠叠，五彩缤纷。来到这里，我们就仿佛置身书海，嗅到的都是墨味书香。先生随手拿起一本书，就会讲出这本书的优点或不足，提醒学生阅读的时候注意体会。跟着先生学习，我们能不成为爱读书、会读书的人吗？
有一次，散步回来，先生把书桌上两本故事资料集递给我，指着折起来的页码，说：“小祝，把这几篇故事帮我复印一下吧。”我很高兴能帮上先生的忙，答应了一声，快步出了小红楼。我很好奇先生要复印的是什么。展开书页，仔细一看，原来是女娲神话。作为学生的我们，自然都拜读过先生关于女娲神话研究的名篇《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对这类神话中二三问题的考察，并以之就商于伊藤清司、大林太良两教授》等。在我意料之外的是，先生到现在还一直关注着这个神话，连一篇小小的口头神话资料都不放过。这种集腋成裘、滴水穿石的治学品格，深深地震撼了我。
先生来宿舍小坐
还记得一天下午，我陪着先生在校园里散步。先生手拿一根拐杖，穿着灰色呢子大衣，戴一顶灰色礼帽，我扶着先生的左臂。
我不知道该和导师讨论些什么才好，因为自己对做学问还是很迷茫。先生则直入主题地问我：“最近读什么书啊？”我最怕被问到这个，害怕他发现我没什么长进，但被问到了，只好如实回答：“在读民间故事集。”先生听了，点点头，慢条斯理地说：“多读故事集，有好处。做学问，首先要熟悉材料，材料熟悉了，才能从中发现规律，写出好文章……”
其实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钟先生，和顾颉刚、赵景深等前辈学者一样，是非常看重材料的，无论古代的或现代的、国内的或国外的、个人的或集体的。材料就是要研究的对象，所有的研究问题都源自于对材料的占有和解读。先生反复强调重视材料的治学道理：“根据材料，得出观点。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分析的，不能代替得出结论……”
听了先生一席话，我踏实了许多，心想，回头我再到我们民间文学资料室里多找一些故事集来看。说话间，正好路过我的宿舍楼，我高兴地介绍：“先生，这是我住的宿舍楼。”没想到先生说：“我们上去看看吧。”
一进宿舍大门，门卫阿姨大吃一惊，赶紧跑出来致敬，我骄傲地说：“我导师钟敬文先生，到我宿舍来看看。”穿过走廊时，路过的女生都惊奇地看我们一老一少。有的一下子认出钟先生，赶紧鞠躬行礼。简直像明星出场一般。
一推开宿舍门，室友艾丽辉正在看书，她抬头看见是我们师徒俩，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激动地笑迎问好：“钟先生您好，没想到您来我们宿舍啦，快请坐！”谁都没想到这小小的宿舍里竟然有一天会迎来一位贵客。
我请先生在我的床边坐下，希望他好好歇歇脚。床的对面就是书桌和书架，我那并不丰富的藏书，一下子都映入先生眼帘了。我们正准备给先生倒杯水、洗点水果，好好待客，先生却只是稍微坐坐，就起身告辞了。
过了些日子，先生从自己的藏书里拿出厚厚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上中下三大册，让我拿回去看。估计他是注意到了我那小小的书架上书籍有限。而后，我再去先生家时，他又递给我一个小薄册子，是河南故事家曹衍玉的故事集《故事婆讲的故事》。他说：“这本书给你吧。这个老婆婆故事讲得好，故事记录得也很好。你拿回去，好好看吧。”不久，先生又送给我山西故事家尹泽的故事集《真假巡按》，也是说这本故事集好，让我认真读。后来，我把很多故事家的故事集都读完了，终于明白先生说的“好”的故事家和故事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几本故事集忠实记录了故事家的生平、代表篇目的地方化叙事和出色的口语特征，确实是故事采录的经典之作。
从此，在先生的影响下，我养成了认真采录和研读故事资料的习惯。那三卷本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我在毕业前还给了先生家的少华老师和小宜老师，因为先生当时只是让我拿去看，没有说送给我。而曹衍玉和尹泽的故事集，我则珍藏至今，这是先生送给我的宝贵礼物。每每在写故事论文时，重新读到其中的某个故事类型的异文，我都会想起钟先生亲手把这本书递给我的那一刻。对我而言，先生的赠书不是束之高阁的藏品，也不是他曾教过我的证明，而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不断地引导我沿着一条故事实证研究的道路毅然前行。
心中矗立的昆仑山
非常遗憾的是，在2002年1月，距离我们99级毕业仅剩5个月，先生骤然离世，结束了我们和先生之间那短暂却终生难忘的师生情缘。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工作至今，一直致力于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在我心中始终矗立着一座学术昆仑山，那上面有钟先生亲手开拓的神奇悬圃，我只愿做那悬圃里看护着奇花异草的小小园丁。
最后，借我写过的一首小诗，在此向恩师钟敬文先生及其心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致敬：
所有的喧嚣，
都不会令我侧目，
只因你在那里，
闪耀。
街上的人群，
都在我眼前变幻，
成为你的样子，
微笑。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