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研究者早有成果提及到回忆的建构性，认为人们对过去的回忆，会随着个人情况、环境、时间和社会话语的变迁而产生变化。愈是对自己身体力行或感受强烈的事情，记忆愈是深刻。2023年，适逢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回想受教于先师门下的过往，最难忘却的是令我受益至今的教泽三道。

一道：“不规矩”的读书之道

钟敬文先生爱书成痴，所居之处总会被书籍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曾撰文专门细究了自己的买书之好。这种被他称为“痴情欲望”的喜好，会因求而不得或辗转遗失带来“好些妨害和痛苦。但那也是一种魔法，它给我们许多难以想像的希望、快乐。它甚至能够移心换骨，使我们超越卑俗，蓦进于高远神异的境界。”（钟敬文《谈买书》）购书不断的结果是，他的居所常年保持着处处皆书斋、满室俱藏书的特色：“这些可爱的精神寄托物，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室、饭室、过道以及卧床、沙发底下，不，还有窗台、地板上……”（钟敬文《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初登师门，我坐在窄小的沙发上，努力集中注意力去聆听先生的问询，但那满屋的著述总在招引着我的目光，让我觉着它们都在光芒耀眼地向我微笑。

钟先生爱买新书，更爱重温旧书。在我的记忆里，受教于先师的读书之道，向来是要兼顾博览的开放与精读的专注的。钟先生读书很少按照“入门书籍为先、深沉著作在后”的理想顺序来进行，而是常常采用他自称为“不规矩”的“瓜蔓式”方法，遵从个人兴味或研习目的的需求来博览群书。同时，他也是一位精读主义者。按他自己的话说，总有一些书要成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些书是要反复研读的，“诵读已经读过的好书，正像和老朋友晤谈，那种味道绝不能够是从新交那里得来的。而且从效果上说，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学艺精进最有帮助的，正是那平日读得烂熟的少数书本。”（钟敬文《读书经验琐谈》）

钟先生嘱咐我读的第一部书，不是专业论著而是朱自清先生的文集。他希望我能从佩弦先生的诗文中习得文辞晓畅之美，从其论说评述内可学不受因袭之困，从其斗士人生中领会知识分子应有的坚韧风骨。那是我首次听闻钟先生谈论读书目的，即读书是求识之路，也是养心之道。后来看钟先生自己的读书心得，方才知晓这是他从个人“不规矩”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读书大道。对为何读书这一问题，钟敬文先生有数篇围绕如何读书而撰写的文章都有讨论。《三谈读书》这篇文章是依据他在1998年12月8日为北师大全校师生所做有关读书方法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的。他在该文中谈到，读书的目的有显隐之分，显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学业上的知识，以准备将来为社会服务……另一个读书的目的，不大彰显，是隐性的，但却十分重要，即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修养，培养健康的人格而读书……这种读书，用俗话说，就是学习怎样做人，强调要充实人的心灵，锤炼人的品格。”古人常言，撰文如其为人。实际上，读书亦是习得为人之道。对待那些作为看家本领的书，是要手不辍卷地温故而知新的。

二道：淡泊的“糊涂”之道

对公众而言，钟敬文先生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散文家和社会活动家。与他相关的话题，多是围绕着他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奠基与开拓所做的重大贡献展开的。但对从师于门下的学生而言，他一直是温厚的师长。读书的时候，我在修习自己的课业之余，还承担着协助钟先生工作的任务。我跟进跟出的样子，被他笑称为“小书童”，也常被同门戏称为“钟老的拐棍”。

在做“小书童”的日子里，除陪同钟先生出席学术会议、讲座之外，我最常做的便是每周有两到三天的时间到钟先生的书房帮他处理一些诸如收发信件、整理文档的琐事。初入书房，一定会被满室藏书吸引注意力。日子久了，藏在书桌下零食盒的魅力，渐渐地与书房内满室藏书的吸引力齐平。叫它零食盒不一定妥当，因为我自始至终也没见过它具体的样子。只是每每在我答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或说了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知哪里触动了先生的话时，他总会神奇地从书桌下拿出一些水果或糖果作为给我的奖赏。“钟氏零食”的投喂，常会让我感觉他更像是亲长而非师长。

初入师门，对于像我这样尚处在专业懵懂期的新生而言，钟先生的启蒙是从谈论他的人生经历和世事感悟开始的。很多次从不同事由开启的谈话，最后总会落定在一句“小事糊涂，大事绝不糊涂”上。在钟先生看来，知识分子始终要做优秀国学事业的中流砥柱，故而做学问要以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为重。在事关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秉持原则，做到大事不糊涂。他在《知识分子是“中流砥柱”——谈谈抵制学术腐败》中谈到，面对生活中的名利浮云，要待以淡泊之心，因为淡泊者方能糊涂。虽然淡然处之并不容易，但小事上是应该糊涂且可以糊涂的。做学生时，我也曾争辩过：历尽人生波澜可以淡泊，但正处年少搏击时如何能淡泊得了呢？钟先生给予我的回应是，淡泊是有时间性的，但可以超越时间束缚的淡泊，还需要有正直和勤奋作为基础。

如今，我也做了师长，经历的事情多了，越发明白了钟先生的糊涂之道，诚如他的座右铭，并非是渴求超脱世事的难得糊涂，而是讲求务实实践的正直、勤奋与淡泊。

三道：坚韧向前的为学之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钟敬文先生为师，所传的为学之道，大抵有两个重点：“首先是务实，实实在在下一番苦功夫，不要偷懒和取巧。其次，是敢于超越。所谓超越，不但是对于前人的（当然，要正确地承认前人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真正成果），同时也是对于自己。一个学术工作者如果真像老鸟那样固守着旧窠，那是没出息的。”（钟敬文《神话·传说·民俗》）

这里提及的“固守旧窠”，或许是来自法国两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之间的论争：“记得纪德批评罗曼·罗兰时说，罗曼·罗兰好像一只鸟，他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进了去，却出不来了。”在接受神话学者马昌仪有关民俗文化学的访谈中，钟先生曾借用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对罗曼·罗兰的批评——“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巢了”，反证自己对实证治学的积极态度，并用《九十自寿》中的“世途惊险曾经历，学术粗疏敢自珍？”强调学者的治学之路需要不断前进，不能停步。钟先生十分喜读罗曼·罗兰的著作，钟先生认为，罗曼·罗兰所撰写的多部人物传记，影响了自己30岁以后的生活道路，令其一生受用无穷。但他并不认同罗曼·罗兰执守窠臼的止步不前。钟先生欣赏的是如朱自清先生那般不屈服于恶劣社会处境，不断向前的刚强。因为他自己所坚守的，同样是不畏仄径与危滩，“抱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放射的微光，融入时代英雄们的强光里去。”（钟敬文《我愿做培花的泥土——在政协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上的发言》）

我从师的五年，是先师百年人生的最后五年。常人会感慨，人到暮年万事休。但钟敬文先生却是岁至迟暮“碌碌不肯自休”。“碌碌不肯自休”是钟先生对自己暮年工作状态的评价。他认为，“在眼前正充满亟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那将是多大的损失！”时代的波折、历史的风暴，都未曾遏止他以笔耕不辍、执教不止的方式，展示对社会和学术事业责任感的热诚与坚守。在求学期间，我常听钟先生强调，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越是面对学术道路上的艰难，越是要有“持此必胜心，战彼万涛澜”的韧性。

钟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曾获郁达夫先生的盛赞。郁达夫认为，“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惜近来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里所曾露过头角的小品文。”我也曾经和先生谈起他的散文，我说自己喜爱他写于杭州的《残荷》，《残荷》是钟敬文先生1928年于杭州暂居时所写的散文。他在自传中曾提到，时值大革命遭遇挫折，心中深感悲愤，加上当时他个人感情生活上也有苦恼，使其陷入颓废和悲观。但先生说，“那太颓废了些，我更爱新绿。”这篇散文的文末虽有“等待青春重来的消息”这样昭示希望的表达，但更多的是借残荷抒发事业与生活的不顺遂。因此，才有钟先生的“颓废”之言。在当时，我觉得先生的回答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今日想来，我爱的文辞之美不过是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喜的生机勃发却是耄耋之年对学科责任的“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这是《拟百岁自省一律》中的一句，全诗为：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馀微尚恋诗篇。

宏思遐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新绿”所指代的年轻一代的学术传承，与诗中“后来贤”含义相通。

钟先生在百岁时铸愿自省：“一种思想要得到普遍的认同是需要时间的。当年孔老夫子游学讲道，曾被人讥笑为发痴，然而，后来儒学却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极为深远的作用。我愿学孔夫子，不怕人笑痴。”这是因为他坚信“吾侪肩负千秋业”，只要持之以恒地不断前进，终有一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会像儒学那样对中国社会起到极为深远的作用。钟敬文先生暮年时曾说“我一息尚存，就要为所从事的科学竭尽智能”“要把秾华饰暮春”。我辈从钟敬文先生那里承袭的教泽，更应遵从先生坚韧向前的为学之道，要更为自觉地投身于为民族、为世界、为人类的学术建设当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