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叫文学批评，还是文学评论，这种文体本质上是一种针对当下的言说。它当然需要批评主体具备历史意识，但这种历史意识必须跟当下现实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现实指向。如其名所示，文学批评就是对当下文学的“批评”，而不是关于当下文学之所以如此的赋形和论证。我们应该把赋形和论证的工作留给需要较长时段观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处理。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就把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进行了区别论述，同时也指出，文学批评者必须同时熟悉并穿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陈见。这意味着，前瞻性和创新性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品质。

文学批评当然是要聚焦文学文本、文学语言。但是，按照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五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中的观点，文学语言并不是孤立的，它深受社会发展、媒介变迁的深刻影响。因此，伊格尔顿声称，重新界定的文学批评，是诊断这些“症候”的一种方式，它的任务是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运作原理。这种话语形式，将语言从一个粗俗的技术社会所利用的纯粹工具性目的中解放出来。在被解放出来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中，“语言、人、价值观和关系本身都将被视为目的”。由此可见，这时候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起于文学而绝不止于文学的思想言说。只有不断介入当下社会现实，方可发现真正的问题，最后形成批评文本。显然，这是与“从一个文学文本到另一个文学文本、从一种文学理论到另一种文学理论”完全不同的批评实践和方向。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要在批评实践中处理好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浏览当下评论类文章，会发现这样一些现象：评论家要么一味地赞美、吹捧作品，要么被激越的情绪所左右，对作家作品说反话、唱反调；真正做到细致分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并且让人信服的文章，并不是太多。顺着作品阐释，容易很快彰显出作品的优点，但前提是，它必须是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且，无论是再怎么优秀的作品，都仍然有许多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这就需要我们秉持批判的视角，但这种批判不应该是情绪化的，而是有理有据的。这样的评论，从作品出发，同时又能够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相关议题，作出富有思想启发的判断和阐述。

我们还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评论文章，它似乎是“文学史规定性知识的机械填充”。写这类文章的，基本都是学院里的教师，他们熟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由于学院化知识的长期熏陶，“梳理知识”成了他们习惯性的话语方式。这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文学史上看”“梳理其中的谱系”等表述会那么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评论文本中了。这是一种学科行话，似乎只有浸淫其中，文章才具有合法性。可实际上，顺着文学史的脉络，将作品硬往里套，并不见得有多高明。有时候，打破路径依赖，才能有自己的创见。我最近读了美国学者约瑟夫·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打破“范式”，是该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之处。在他看来，每当一种批评思想耗尽之时，必然要有人站出来颠覆那种让人备感无力的知识惯性，真正的批评才得以露出头角。令人气闷又不能一下子找出原因的那个生产机制，便是范式。而当代最突出的范式，便是大同小异的“文学史知识印证法”。这类文学评论，似乎致力于为作品寻找文学史定位。然而，未来文学史只要不是评论者亲自操刀，这种美丽承诺很容易变成一桩骗局。

既然文学创作首先面向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而不是冲着文学史写作，那么文学批评就应该而且必须结合幽深的历史隧道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去评判文学，而不是仅仅依据板结化了的文学史知识。文学批评工作不是为哪个作家个体撰写功劳簿，也不是为哪种文学风格预定文学史席位。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的思想言说为的是推动真正的理想生活的实现。文学作为形象表现这种生活的话语，研究它的目光理应射向最基本的现实底盘。而那些应景式的、过度知识化的批评写作，无法从批评的角度促进作者、读者走向实际的生活。

总之，进行文学批评，要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以发现真问题、关注重要精神疑难为旨归。它带有开放性，需要从业者投入全部的精神，至少需要有直面现代人普遍诉求的切实的表达激情。否则，一切动机上的投其所好、一切形式上的追新逐异，都将与批评的真正价值无关。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