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玛伊佐（彝族）

当代彝族诗歌，包括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与彝文诗歌。由于篇幅所限，笔者的讨论仅限于当代彝族汉语诗歌。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十位彝族诗人在本地、国内乃至国际文学舞台活跃，逐渐形成彝族当代诗歌写作浪潮。这一浪潮由吉狄马加、阿库乌雾、阿苏越尔、巴莫曲布嫫、倮伍拉且、吉木狼格、阿诺阿布、普驰达岭、禄琴、鲁娟、阿索拉毅，以及后来加入的更多年轻诗人共同掀起。在此之前，已有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耿占春、敬文东、巴莫曲布嫫、李骞、刘俐俐、邱婧等诸多学者使用过如民族志诗歌、文学人类学写作、社会情感符号、边界写作、颂歌、民族志诗学、转型期彝族诗歌等术语和概念，来讨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与笔者将要谈论的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中的非遗这一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交叉、重合的部分。

指向传统的美学特征

若抛开当代彝族汉语诗人内部因地域、族群文化内部多样性的影响和诗人个体的美学选择，当代彝族诗人们在总体上实践着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所说的具有较强“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创作路径。他们所创造的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许多共同的美学特征。在马克·本德尔总结的凉山诗派诗歌11个突出特征中，以下三个特征都与包含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有关：其一是普遍、有时象征性地使用多种多样有关彝族物质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如饮食、习俗等物质文化；其二是从彝族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和民间表演中汲取营养；其三是借用传统仪式以及仪式专家、老者的形象，尤其是毕摩。

马克·本德尔所指出的有关凉山诗派诗歌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当代彝族诗歌，只不过其他地区的彝族诗歌所呈现出的上述特征没有凉山诗派的诗歌那般突出。当代彝族诗歌虽然受到现代汉语诗歌和外国诗歌译作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最根本的特征还是受彝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传统文化包括克智、史诗以及仪式等非遗文化。这都是众多当代彝族诗人共同分享和利用的主题、意象与灵感的重要来源。

然而，当代彝族汉语诗人们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借用包括非遗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象来抒发情感或追求诗学建构的。如学者姚新勇指出的那样：“新时期初期的中国诗歌表现出某种共同的‘拟儿童’视角，如顾城、梁小斌等诗作，少数族裔写作亦是如此。不过前者多表现为面对黑暗而坚持的‘童话般’的固执，而后者则往往表现为文化根脉失落的儿童，面对想象的文化之母或父的吟唱。”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他第一部诗集《初恋的歌》第一辑“童年的梦”中，就以孩子的口吻写了《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由》《孩子和猎人的背》《孩子与森林》等诗篇。《孩子的祈求》中写道：

“只求森林里常有月亮/只求森林里常有星星/只求有一支友谊的歌曲/在远方长久地把我思念/只求有母爱，又有父爱……”

但诗人没有在成长的道路上耽溺太久，在《永恒的誓言》中，诗人通过写“穿耳仪式”完成了自己隆重的成人礼。从那时起，诗人才成了“父亲般的男子汉”：

“从那时起，我和男人们一起/去出猎/像他们/一样骑马，一样饮酒，一样唱歌”。

诗人在诗歌中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一位成年男性的主体性建构也因此得以完成，由此才可能写出他的成名作《自画像》：

“这一切虽然都包涵了我/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其实我是千百年/爱情与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

诗人在此诗中不仅完成了诗歌中的主体形象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建构，而且向世界宣告了自己作为族群代言者的角色。至此，诗人吉狄马加作为当代彝族诗歌的开拓者之一，与众多当代彝族诗人一道，走上了一条和他们的前辈诗人迥异的诗学道路。由此，当代彝族诗人们对彝族非遗文化在诗歌美学追求意义上的书写也成为了某种可能。

广泛而细微的非遗文化事象

若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十大非遗门类”中所列的国家级彝族非遗名录为参照，大多名录可寻到与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中与之对应的诗歌主题或意象。譬如，民间文学（如彝族克智、《玛牧》《毕阿史拉则传说》等）对应的有《火焰上的辩词》《仰望阿苏拉则》《史诗与人》；传统音乐（如口弦音乐、毕摩音乐等）对应的有《做口弦的老人》《口弦》《毕摩的声音》；传统技艺（如彝族银饰制作技艺、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彝族漆器髹饰技艺、彝族传统建筑技艺等）对应的有《银饰》《鹰爪杯》；民俗文化（如彝族火把节、彝族传统婚俗、彝族服饰、凉山彝族尼木措毕祭祀等）对应的有《老去的斗牛》《童裙》《黑色河流》；传统美术（如凉山彝族刺绣等）对应的有《图案的原始》等，不一而足。

不过，由彝族民众传习的非遗名录除了国家级外，还有其他各级名录。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中的非遗主题或非遗文化意象也远不止上述所举之例。当代彝族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书写更广泛、细微，而且具有反思性。可以说，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美学建构过程中意义重大。

象征与意象：非遗资源的诗性转化

当然，非遗作为文学写作资源时，诗人和小说家运用它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正如这两种文体本身运行的规则，文本编织的形式迥异。当代彝族诗歌中的非遗事象在诗人笔端呈现出象征化、意象化、审美化的特征。譬如诗歌《鹰爪杯》，取材于彝族漆器髹饰技艺作品。诗歌题记写道，诗人所在的族群在鹰死后，选择将其制作成鹰爪杯的民俗。诗人从“鹰爪杯”这一非遗物象中提炼出“鹰”的意象，并据此写下诗句：

“我把你放在唇边/我嗅到鹰的血腥/我感到鹰的呼吸/把你放在耳边/我听到了风的声响/我听到了云的歌唱/把你放在枕边/我梦见了自由的天空/我梦见了飞翔的翅膀”。

由此可见，诗人首先把“鹰爪杯”这一非遗物象作为诗题，将其抽象为诗歌的主题，进而将“鹰”这一物种所具有的习性经由诗意的想象，进行象征、拟人的艺术处理。更重要的是，诗人想要通过这个过程解释自己所属族群选择这一动物作为图腾的内在动机，重新书写了“鹰”作为图腾与族群之间彼此塑造的关系。

在当代彝族诗歌中，将非遗文化中的某种元素抽象为诗歌的主题或意象，进而进行象征化的艺术处理，这种写作路径具有某种普遍性。无论是天空中的鹰、土地上的瓦板屋，瓦板屋里的火塘，火塘边的克智艺人与毕摩，还是艺人口中演述的《勒俄》和毕摩口中念诵的《指路经》，或是匠人手中的口弦琴和查尔瓦，还有火把节的朵洛荷舞、朵洛荷舞者身上的刺绣和银饰，无不确切地归属于某类非遗名录的某个构成部件。或许，当代彝族诗人们书写的很多主题、意象和灵感来源，无法被简单归为某个具体的非遗名录当中去，但他们的诗作也是培育非遗文化生成的重要土壤。因此，在广义上说，当代彝族诗人对传统文化意象的书写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对少数民族非遗文化的普遍书写。

哲人卡尔·雅斯贝斯曾说：“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当代彝族诗人对非遗文化的书写与反思，是一种现实处境的艺术投射，也是他们在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作出的精神反思与努力。通过运用现代诗歌技艺及现代汉语书写彝族非遗事象，他们修筑起一个充满诗意、温暖的精神家园，以文学的形式，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助理教授，汉名为张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