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伊始，阖家团聚。节令可谓一年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礼俗的所在。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高语境”（high context）和“低语境”（low context）概念，并据信息传播依赖语境的程度将文化形态进行分类。霍尔以高低语境的差异来说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其交际信息的创造不依赖交际语言本身，而主要依赖于交际语境。社会生活随时代发展逐步变化，人们的交往长期稳定。如在中国，人们在彼此交流时，不必将交流信息完全以言语表达出来，而用更为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例如共同的风俗、价值观和社会公理。作为历史绵长的民族群落，文化范式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交际，也因为习得的沉淀与积累，促生了文学审美的相应形态。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四时之歌，全是以景造境，无人无言语，胜却千言万语。中国人讲“言未尽而意已达”，便是来自于文化肌理深处的默契。

中国人讲食，多半也是讲地缘。写岭南，因其包容与流转，也是因食物。近潮靠海，先吃一口“活气”。这活气不光是指食材，亦指烹制者手眼所及。这是心绪衔接。在《燕食记》中，月傅借之自喻，以求乱世独善其身，维其高洁。而“熔金煮玉”用笋，以一粥而成与陈司令的因缘。这是时代的促成，更是味蕾至人生哲学的惺惺相惜。

饮食之道如为学之道。袁枚在《陶怡云诗序》中说：“伊尹论百味之本，以水为始。夫水，天下之无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为先？盖其清冽然，其淡的然，然后可以调甘，加群珍，引之于至鲜，而不病其腐。诗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辞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将焉附。”即以味道论诗道。

尤值得谈一谈的，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其中如以山笋制“傍林鲜”称“大凡笋贵甘鲜，不当与肉为友。今俗庖多杂以肉，不才有小人，便坏君子”。而这段因缘的终结，笔者再次凸显用“食”为“人”所命名的意义。《山家清供》中即有“考亭蔊”“太守羹”“元修菜”。考亭蔊，指向宋代大儒朱熹。考亭先生每饮后，则以蔊菜供。其集有《蔊诗》可考。朱熹晚年定居于建阳考亭，创办了著名的考亭书院，聚众讲学，后世也称其学派为“考亭学派”。蔊菜受文人墨客所喜上升到了人格化的精神层面。洪舜俞的《老圃赋》云“蔊有拂士之风”。“拂士”指的是忠臣贤士，国之栋梁，所以朱熹等人之所以喜欢蔊菜，以有自比之意；“太守羹”来自蔡撙事迹。“粱蔡撙为吴兴守，不饮郡井。”

唐诗人孙元晏写道：“紫茄白苋以为珍，守任清真转更贫。”在自家的房前亲自种了些白苋、紫茄，作为日常食材。这道“太守羹”，有警示为官自律，清廉高洁之意。“元修菜”的命名，则自于苏轼。东坡有诗曰：“菜之美者，有吾乡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是巢谷的字，其为苏轼同乡。元丰二年苏东坡谪居黄州。巢谷到湖北看望他，带来家乡的巢菜，苏东坡颇为感动，便将此菜命名为“元修菜”，“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即为蜀地的野生豌豆。其虽平朴，可见情谊传世。

《燕食记》中，月傅整过一道功夫菜，“一整只冬瓜，掏空了。里面填上鲜莲、松茸、云耳、榆耳、猴头等十味。用素上汤炖了两个时辰，末了将昨天买的栀子拆瓣洒在上面。传说，这十味素珍，都是南极仙翁，用来饲他的坐骑白鹤的。”这道菜名为“待鹤鸣”，以陈赫明命名。而后者匆匆而别。这道满怀冀盼的菜式，也因此阴差阳错成为二人诀别的象征。多年后，慧生在太史第再做这道菜，出于安全所虑，只敢易名为“璧藏珍”。这一明一暗、一现一隐的两次命名，中有人情冷暖，但更多是世事跌宕在其中。

可见这命名中含有时不我与的意味，万物如此，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方能成就。“雾水荔枝”再出现，已是抗战之后，百废待兴。主人公与七少爷相聚，再见得时世的造化之功。这一命名就有了承前启后之意。荔枝是典型的岭南水果，颂赞的人很多。岭南画派的祖师居巢有“纱蝉叫荔枝熟”传世。最为人熟悉的大约还是苏东坡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这大约也是见其达观，是贬谪惠州时的自我安慰。但亦有一种说法，相传这诗句来自当地民谚之讹“一啖荔枝三把火”，是对广东人养生之道的劝谕。这是一种迷人的误会，可见民间关于食物阐说的智慧与文学间的交流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