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一直一直往前开，载着过路的云彩与星海，载着日与夜的白与黑。

一里又一里的铁轨延长着，在如春雷般的轰隆隆里，在驶出车站的鸣笛声中，刚刚入职还不到一周的汪新，像那蒸汽机车开动时咕嘟嘟散发的浓烟似的，热血升腾，激情澎湃。

1978年的这个春日，唤醒的何止是春泥化开后的残雪，还有汪新的童年梦想。立志做一名人民警察，是汪新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动力，现在梦想得以实现，他拥有了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小时候，汪新调皮捣蛋，长得却可人疼。他像母亲，皮肤白皙，大大的眼睛闪着光。若不是汪新太过顽劣，母亲打心底里是想把他当女孩子养着的。即使这样，汪妈妈还是会喊他“小白月亮”，这是属于母亲的称呼。

母亲去世后，汪新与父亲相依为命，可能是跟谁久了外貌就随了谁的缘故，汪新的样貌越来越像父亲。当警察需要磨砺，一路摸爬滚打下来，汪新的皮肤黑了不少，五官棱角分明，多了几分不符合年纪的凌厉，只有那双眼睛，清新如月。

平时，汪新不苟言笑，面对普通群众和大院邻里时，他的热心与亲和力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

想母亲的时候，汪新就会对着镜子照照，再瞧瞧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依稀还能听见母亲呼唤“小白月亮”，记忆仿佛就在昨天。

如今，汪新和他的同事一样，撞入人海，在南来北往的路上，投身于汹涌的人潮。

东北味儿的春天，乍暖还寒。

车厢里拥挤不堪，严重超员，车座上坐满了人，车座下、车座靠背上、行李架上躺满了人，过道站满了人，大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乘客有睡觉的，有聊天的，有看报看书的，有嗑瓜子的，有下象棋的，有织毛衣的，有纳鞋垫的，还有喂兔子喂鸡的……

汪新伴随着嘈杂的声音巡视车厢，听着车厢里播音员正气凛然地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

年轻的乘务员蔡小年一边拎着水壶给乘客添水，一边不停地吆喝着：“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棉纺的、工厂的、马上接班上岗的，下乡的、插队的、回城没找到单位的，宾缝的、犯法的、成天投机倒把的……”

乘客的喧哗声、孩子的哭闹声以及鸡叫声满满当当地搅和在了一起。汪新深吸一口气，感到整个人都被挤扁了，真是寸步难行。车厢拥挤不堪，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都塞满了人。

乘客前胸贴后背，每个人都看似一动不动，仿佛又在暗自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保持自己的方寸之地。汪新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缩成纸片，挤一挤总还是有缝隙，他艰难前行。

突然，汪新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一只鸡扑棱棱地飞了起来，拍打着鸡翅越过人群。乘客瞬间乱作一团，尽其所能，各显神通，纷纷举手跳着抓鸡，可是谁也抓不住。

鸡像是抖了起来，有种不可一世之感，嚣张地在人们头顶、肩头乱飞。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警帽猛地扣在了鸡的头上。刚刚还高昂着头颅的鸡，像是被雷劈了似的，耷拉着脑袋被汪新提在了手里。

此时，警帽已经戴在了汪新头上。

给鸡盖帽的速度一气呵成，快如闪电。被鸡扑棱过的乘客身上落了鸡毛，他们被汪新那双手惊得目瞪口呆，大家纷纷朝汪新看去，空气中像是还残留着他出手时一掠而过的劲风。

汪新穿着崭新的警服，胳膊夹着工作包，刚18岁的年纪，正是少年意气风发时。他的一双眉眼流光溢彩，那是青春的印记，是少年璀璨的绽放。

也许是鸡也怕强人，它在汪新手里，老老实实的，听话得像只假鸡。鸡主人讪讪地说：“嘿嘿，同志，这是俺的鸡，你可把它捉住了，谢谢你啊！”

汪新扫了鸡主人一眼，把鸡举起来，正色道：“自己的东西得看住了，不能弄得到处乱飞，这要是伤着人，怎么办？”

鸡主人赔着笑脸说：“实在不好意思，这回，我一定把它五花大绑！”

汪新抓着翅膀把鸡递到主人手里，清清嗓子，对着车厢喊：“没事了，没事了，大家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注意安全。”

汪新话音一落，旁边的几个乘客，缩回自己的座位，继续嗑瓜子聊天。

“怪不得人家是警察，出手就是准。”

“人家那双手是干啥的，是抓坏人的，逮只鸡，还不容易吗？这就叫杀鸡用了牛刀，大材小用。”

乘客议论的声音此起彼落。

有个小孩喊：“是小题大做。”妈妈制止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汪新整了整帽子，抿嘴一笑，夹着工作包见缝插针地抬脚朝前挤去。

汪新刚过了一个车厢，就看见一个满头是汗的男人站在座位前，高声地喊：“我的包呢？我的包被偷了。”

汪新赶紧扒着车座靠背，挤到男人身前问：“同志，你先别着急，我是警察，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那男人一边比画一边语无伦次地说：“我打盹儿了，唉，就睡着了。一睁眼，抱在怀里的包就丢了！”

汪新听罢，环顾四周，说：“包是从你怀里丢的，也就是说，偷包的人就坐在你旁边，你还记得周围都坐过什么人吗？”

汪新一问，那男人更有点急了，连忙说：“我哪能记得？我上车就睡了，这车一会儿一到站，不知道都换多少人了。”

汪新望向周围乘客，问道：“大家有人看见谁偷了他的包吗？”

旁边的人们都忙不迭地摇头。汪新见问不出什么，便从工作包里拿出记事本和笔，询问男人做起笔录。“乘客王国富，男，丢失一只黑色皮革包，上面印着‘上海’字样，丢失时间不详。”

汪新见王国富急得气都喘不匀，关切地问：“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三个烧饼！”王国富回答道。他指着汪新的包，说尺寸大小差不多。王国富真是急眼了，汪新惊讶地看向他，感觉丢的东西不像三个烧饼这么简单。王国富见状连忙补充说：“还有半条人参烟、一包药材！”汪新低头唰唰地在本上记录着。

呜呜呜，火车的长鸣从车头悠悠传来，王国富伸长脖子往窗外看去，车外的树影蹿得慢了下来。

王国富的心火往外冒，一把摁住汪新的手，恳求道：“警察同志，你先别写了，火车马上要到站了，你赶紧地把包给我找回来吧！”

汪新琢磨片刻，说道：“你跟我来。”

王国富忙拿起行李，跟着汪新朝前走去。汪新带着王国富，在乘客之间奋力挤着，不忘细致地观察周围乘客，寻找王国富那个黑色皮革包。他们好不容易挤到车厢连接处，碰到了蔡小年。

“汪新，有案子了？”蔡小年问道。他和汪新同在铁路工人大院内长大，比汪新大几岁，看待汪新像是弟弟。“小年哥，你看见有人背黑色的上海牌皮革包了吗？”蔡小年摇了摇头说：“火车马上到站了，不好找了。”

望着越来越拥挤的乘客，汪新寻思片刻，对王国富说：“同志，到站后，咱俩先下车，你跟住我。”王国富满心的希望都寄托在汪新身上，头点得连腰都弯了下去，他忍不住地喊：“我的包啊！”对于王国富来说，丢包如同丢了半条命。

火车进站了，沿途的风景在火车停下来的那一刻，变成静止的画面。车上的人看着窗外，只有流动的人群；事物在不同的眼睛中，呈现不同的世界。

副司机老吴看了看司机老蔡，转身下了车，提着长嘴油壶，去给火车各处浇油。“要想马儿跑，还得给马儿好好喂草。”老吴边认真检查边念叨着。

老蔡坐在驾驶位上，漫漫长路，人到中年，难得片刻悠闲。他拿着水壶，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又把水壶递给了牛大力。牛大力接过水壶，仰头灌着，水顺着他的下巴流淌下来。

牛大力是司炉工，他刚检查过煤炉，满脸黑灰，让他本就黝黑的皮肤，更是黑成了锅盖。牛大力人如其名，喝水如牛饮，干活如牛般卖力，他的汗水从始至终都没停过。

牛大力与蔡小年、汪新，都在一个大院生活，他年龄最长。现在，他们仨在一趟列车上。青春走向前，雾裹前路。

火车一站一站，赶路的人，生命之河流向一个又一个节点。

车厢门打开的那一刻，汪新率先带着王国富下了车，他飞快地和车站警察打过招呼，就远远地站着，目光如炬盯着车厢涌下的人流。

乘客带着他们的大小包裹，脚步匆匆。汪新提醒王国富，让他注意一下，警觉着点，哪怕是有和他的包相像的，都别放过。

就在这时，汪新看到一个男乘客背着一个黑色皮革包，伸手一指问：“那个包，是你的吗？”王国富忙看去，失望地摇了摇头。

车站的警察也加入了搜寻，人群中有人多了几分慌张。汪新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个男乘客有意闪避的动作，定睛一看，只见他背着一个黑色皮革包。那人步伐凌乱，汪新一下蹿到他的面前，速度之快，如离弦之箭。就在王国富还在纳闷之时，汪新已强行把那人的包翻过来，包上赫然印着“上海”字样。

王国富立刻反应过来，激动地喊着：“就是这个包，他偷了我的包！”

那人眼中闪过一丝慌张，随即镇定下来，装模作样地说：“谁偷你包了，你这人，怎么胡说八道？”

那人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汪新的眼睛，他面不改色地说：“同志，请你打开包，我要看一下。”“这是我的包，凭啥给你看？”“我是警察，有这个权力！你要是不想配合，那就跟我走一趟。”

那人一听汪新要带走他，顿时瘫了下来，唯唯诺诺地打开了包。

王国富探头看了个清楚，那不是他的包。对于误判，汪新很是惭愧，诚恳地向那人道歉，心里忍不住感叹：“看来，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那人腿肚子转筋，直到走出车站，心里仍不住嘀咕：“若不是犯过事儿，刚出来不久，哪能一看到警察就腿软，不听使唤。今后，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才能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虚得慌。”

王国富的包还没找到，他又嚷了起来，像催命似的催汪新。包找不回来，可真是要了他的命。汪新不停地在出站口的乘客中搜寻，可惜王国富的那个包依旧难觅踪迹。

时间不等人，眼看着快要开车了，王国富绝望地望着汪新问：“同志，车要开了，我的包是不是找不回了？”“我们先上车。”

对于王国富的问题，汪新无法回答。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内心渴望的是，让群众的财物物归原主。面对王国富不停的询问，汪新无法给他答案，也无法给自己答案。汪新闭口不言，上了车，径直朝广播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