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得唐碑易，得宋碑难，元代碑刻亦又难矣。”元碑本身数量稀少，加之元代碑版受风雨剥蚀，石面残泐，文字漫漶，异体俗字层出不穷，造成元代碑刻的搜集整理工作极其困难。金石学肇始于两宋，代表性的著作有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然论及元代碑刻，其著作非常稀少，较早著录者为明人赵崡的《石墨镌华》，仅著录元代碑刻16种，而专门著录者为清人黄本骥的《元碑存目》，著录328种，著录元代碑刻最多者为清人毕沅的《山左金石志》，著录479种，另有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也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元代碑刻，计有255种。

邹虎辑释、臧克和审定的《元代碑刻辑释》收录了已公布的元代碑刻755通，新收材料下限至2022年9月。其所收碑刻范围上起元太祖（1206年），终至元顺帝（1368年），元顺帝之后行用元代年号的汉文碑刻亦酌情收录，是目前学界专门收录并整理元代碑刻最为齐全的著作之一。

《元代碑刻辑释》于元代碑刻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多有创获，总体而言，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体例完备，便于使用。本书所录碑文以其刻石时间的先后排序。若无刻石时间，则针对不同碑刻类型，墓志以葬期为序，若无葬期，则以卒期为序；记事题记碑刻，以相应的书写时间为序。时间相同者，按题名首字音序排列。仅明月份者，系于当月最后，月份不明者，系于当年最后，年份不明者，系于最后。每通碑刻有拓片或原石呈现，在提要中简要记述其出土或被发现的时间、地点，流传情况；石刻的形制、尺寸、书体，行款；撰书人、刊刻者姓名；历代著录情况。提要后有释文，释文后注明图片来源与录文来源，释文后为校勘记，对该录文详加校勘。此种体例非常有利于学者使用。

二是释文准确，注释精当。书中释文，原石泐蚀严重，漫漶不辨的字，以“□”号标明；不能确认所泐字之数者，以“■”标识；疑似字，或本泐不可辨，但以传世录本可找出对应之字，以文加方框线的形式标注；因拓本局部残缺，阙脱之字可据其他文本补充，以“（）”形式标注，以备参考。通过拓片或原石录文，订正了已公开出版或发表著作的诸多错误。如《濶端太子修草堂寺令旨碑》释文“来历不明底歹人者”一句的校记：

拓本作“䚟”，为“歹”之异体，表“不好”“恶劣”义。《草堂寺》作“捋”，误；《元代白话碑集录》《元代白话碑集录校注》《全元文》均作“捋”，误，左部构件实“角”之行书。

三是资料丰富，来源可靠。邹虎参考《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新中国出土墓志》《三晋石刻大全》《翰墨石影》《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陕西碑石精华》《西安碑林全集》《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山西碑碣》《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泰山石刻大观》《咸阳碑刻》《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南京历代碑刻集成》《华山碑石》《碑铭撷英》等搜集资料。另外，《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文物春秋》等杂志亦不断刊布碑刻材料的发掘报告，多附有拓版或录文，也是本书进行材料收集的重要途径。邹虎于2020年底将初稿交来出版社，其后又不断补充了30余通元碑图版和释文，使得本书收录的元碑下限至2022年9月。

四是校勘精审，订正阙误。邹虎凭借多年的石刻研究心得，利用已有的拓本或原石对录文进行精确的校勘，订正了许多错误，并广搜各家旧注、考证、研究成果，对元代碑刻的文字、史实、名物典章等详加考释。如《左庭墓志》，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01期收录而来，原文标点、文字均有错误，经过邹虎的考释，改正了不少错误；再如《尹宗师碑》“太祖皇帝遣便宜刘仲禄”一句中的“宜”字，《道教碑石》以为“宜”字非，当释作“官”，且“便官”指事简任轻的官职。邹虎通过考证认为此处当为“宜”字，原因在于刘仲禄即受成吉思汗派遣征召丘处机的使臣，道教文献多见其名，且以“便宜”冠之。《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有：“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宣差便宜刘仲禄各持疏，恳请住太极宫，许之。”“便宜”指有便宜行使之职权，职位显要，非轻薄之官。此类考证还有很多，不一一举例。

五是附录《元代碑刻文献目录提要》，便于读者查找，一目了然。书后所附的《元代碑刻文献目录提要》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元代碑刻的基本面貌，包括每通碑的题名、撰人、刻石时间、出土时间和地点、现藏地、卒地、藏地、字体、行款、碑额或志盖尺寸、原石尺寸、图片尺寸、出处、其他著录、录文来源等，每条碑刻信息均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此提要既可作为索引方便读者使用，又可与正文内容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元代碑刻辑释》搜集元代碑刻文献丰富、资料来源可靠、体例完备、校勘审慎。网罗碑刻拓片，撰写碑额提要，录有精确释文，并做了详细的考证，且时有新的发现补充进研究成果。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对于文学、语言学、史学、文献学、艺术学、民俗学等各方面的研究有所助益。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文化综合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