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在强调，文学创作要塑造时代新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每个文学写作者来说都是一个考验，考验我们有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对农村生活还是比较熟悉，在农村生活到19岁，然后参加工作到煤矿，然后就到北京。虽然离开了老家，但是我和乡村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然，对农村的发展也很关注，每一次回家都看见农村在不断地变化。大姐、二姐跟我说：“现在农村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写写现在的农村。”我说：“行啊，想写。”我们作家有这个想法和冲动，但不一定能成功写出来，这需要一个契机。你得把人写好，因为小说不就是要写人吗？人物形象是否塑造成功，是衡量这个小说的一个关键。特别是主题性的写作，对文学性的要求特别高。后来，我想，我最好能找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来，统帅起来。在贵州遵义，我找到了这样的典型。后来，她成为了《花灯调》的主人公。在她身上，有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奉献。当然，她也有她的弱点。总体来说，这属于比较正面的人物类型。与此同时，我也塑造了一批比较复杂的人物，比如酒鬼、赌徒，还有盗窃的、吸毒的。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物谱系。

有评论家说，“刘庆邦写的是中国美”。我觉得，“中国美”这个说法挺好。它是一种综合美，不仅有城市之美，也有乡村之美，不仅有外在之美，也有内在之美。我试图通过《花灯调》，逐步地向“中国美”靠近。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