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毅
2024年伊始，文学界最热的话题莫过于老牌杂志《人民文学》《收获》的“直播出圈”：先有年初《人民文学》在直播当晚4个小时内，获得8.26万套的订阅量和1785万元的成交额；后是《收获》全年双月刊售出7.32万套，长篇专号售出1.5万套，超1246万元的销售额。同样是在抖音平台的“与辉同行”直播间，传统纯文学期刊借助互联网的新媒体“直播出圈”。这些数据和现象的背后，是文学在新时代语境下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态势。这不仅转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也重新召回了一部分“失散多年”的读者，让文学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堪称新时代文学的重大事件。以此类事件为契机，我们可以探讨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介语境下的文学生态新变。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态
《人民文学》《收获》“直播出圈”的背景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互联网依托新媒介的兴起带来的。这已经构成当前重要的文学现象。
尽管文学与媒介的话题早已不再新鲜，因为自从文学诞生起就必然有其依托的物质载体。但只有网络出现以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此之前，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传播与接受，都呈现出单向度和静态化的特点，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作家不再是“闭门著书、离群索居的个人”，而是频繁出现在各种自媒体平台里的“文化名人”。读者不再被动地阅读期刊书籍，而是主动观看屏幕前的作家，甚至直接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具体到文学类型而言，网络文学不仅体量庞大、类型众多、读者群体广泛，而且参与到影视、游戏、动漫等多种类型的跨媒介传播中，成为当前极为活跃、有影响力的文学样式。
不过，过于强调网络文学的媒介性，也可能带来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相割裂的问题。事实上，从媒介性的角度理解网络文学，要承认网络文学不仅是新媒介文学，也是当代文学。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网络文学的通俗性、商业性与跨媒介性，并不构成与传统文学的对立。在文学创作方面，传统文学大量借鉴类型文学的元素，在文学性与可读性之间成功取得平衡，很多以跨媒介形式参与影视行业中，制造出爆款剧。很多作家甚至直接参与到影视创作中来，或者因为与影视联姻而引发公众关注。这些案例都表明，“媒介性”不只是网络文学所特有的，而是当下所有文学都必须面对的。新媒介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样态。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在传播上有着多种多样的打开方式。近几年，文学通过和综艺节目、影视作品和晚会盛典的联姻，通过跨界融合，实现文学出圈。比如，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2022/2023年）没有娱乐综艺节目刻意设计的冲突，只是将镜头对准坐落在岛屿上的书屋，呈现作家们面朝大海谈论阅读、写作与生活时的聊天，让观众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感受文学和阅读的魅力，在豆瓣上成为评分高达9.2的热门综艺。再有，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相继举办“中国文学盛典”，通过各大网络平台直播，将庄重典雅的颁奖典礼，与气氛热烈的电视晚会充分融合，打造出极具舞台效果的视听盛宴，实现文学和艺术的联动，营造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吸引了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热情。
与此相关的、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文学接受的变化。第九届数字阅读年会上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数字阅读用户已达5.30亿，同比增长4.75%，涵盖网络阅读、临屏阅读、移动终端阅读、有声阅读、声画阅读、视频阅读和AI虚拟阅读。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463.52亿元，同比增长11.50%，顺序依次为大众阅读（72.47%）、有声阅读（20.64%）和专业阅读（6.89%）。这就表明大众阅读依然占据市场的绝大部分。《2023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网文用户达5.37亿，整个产业迎来3000亿元市场。
总之，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再到文学接受，整个文学生态受到了新媒介的极大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开展文学工作时，不得不考虑媒介带来的这些新变量。
文学直播与作家形象
实际上，随着文学传播媒介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催生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自身开始主动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新世纪初，文学期刊尝试与网站合作，将电子版内容在网上登载，通过将纸刊的文本内容搬到网上，以适应电子化的潮流，但本身带来的媒介转换的意义不大。后来，各大期刊开始利用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形式进行推送，增强刊物与读者的互动。但真正引发文学生态变革的，还是近些年新媒体平台助力文学传播的诸多尝试。
和以往相比，此次《人民文学》《收获》的“直播出圈”，很大程度得益于董宇辉的“助力”，从而有效确保了粉丝量和关注度。这一方面得益于直播平台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得益于文学的话语方式。2024年1月23日晚，《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和作家梁晓声、蔡崇达围绕“我的文学之路”，在抖音直播间展开对谈，向网友介绍了《人民文学》的办刊历史，以及作家与文学杂志的互动关系。作家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文学对自身成长的影响，特别是回忆了他们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以及文学对自身的精神滋养，“困难时期，无人问津，无人认同，直到文学让世界看到了我”。作家们在直播镜头前，讲述自己和文学的亲缘关系，不同于文学作品追求典雅化的语言风格，而更多通过自身的故事，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娓娓道来，重新找回文学带给人的最本真的东西。
事实上，《收获》早在此次“直播出圈”前就已经拥抱新媒体，主动适应新的媒介环境。2021年6月21日，《收获》上线App；7月1日举办“无界”双盲命题写作大赛；2022年8月，启动无界文学奖和无界漫游计划，旨在“打开界限、拆除壁垒，促进传统纯文学的跨界破圈”；2022年9月3日，举办以“心如原野，文学无界”为主题的文学之夜活动，邀请余华、梁晓声、苏童等作家在酿酒车间展开漫谈，通过微信视频号团队重点打造上线，200多万人观看直播。2024年2月28日晚，《收获》主编程永新和作家余华、苏童携手董宇辉在抖音直播间展开对谈。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两位作家聊起上世纪80年代，最初在《收获》发表作品时的情形，谈起自己和《收获》将近40年的往事，包括它如何影响自身的写作及其在文坛的重要地位。而余华和苏童之间相互揶揄调侃，让网友再次见识了这对文坛老友令人羡慕的“神仙友谊”。
这也符合余华在互联网上塑造的幽默风趣的形象。余华在参加活动或接受采访时的幽默回答，被剪辑成短视频流传于各大媒体平台。比如当被问到为什么从事写作时，余华说自己每天拔牙，看县文化馆干部整天在大街上溜达，觉得这工作很好，所以开始写小说。后来又在活动上说，自己“第一天上班故意迟到两个小时，结果发现是第一个到的，我就知道这单位我来对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幽默平实的回答给网友带来亲切感，也颠覆了公众对作家的认知。这种认知不是以作家作品的风格论，而以直观形象出现，体现为作家形象与作品风格的分离。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作家的出圈，首先不是依靠作品的特点，而是作家本人在媒体的形象。
学者樊尚·考夫曼用“景观文学”形容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并认为作者同样被传媒塑造而景观化了。考夫曼认为“作者，以及其背后的主体，也许会被传媒生态系统‘编程’而赋予他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决定了他的工作任务和功能”。作者的景观化使作家形象转变为可塑造的人设。具体地说，作家形象的建构不仅是批评家基于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再经过文学史确定下来，也包括媒体和网友基于新的媒介环境、时代语境乃至自身需求，对作家形象的“再创造”。以前是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对作家形象产生认知，现在是观众以直接观看的方式，参与文学接受；以前是对作品的理解超过对作家本人的想象，现在是对作家的观看，超过对作品的阅读理解。
屏幕内外的读者召唤
《人民文学》《收获》的“直播出圈”，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学传播、接受方式的新变。事实上，印刷媒介时代的读者不仅是被动的也是匿名的，网络时代的读者借助新媒介得以现身。这些读者可能不是最早在杂志上阅读文学作品，而是先在网络上看到作家生动幽默的形象，或者在直播中通过作家亲身讲述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再阅读杂志深度体悟文学作品的启迪。尽管直播间订阅杂志的观众，未必都会转化为实际的读者，但这也不失为召唤文学读者的有效方式。就像《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直播中说的：“我们主要是来寻亲的，来寻找文学的好读者。”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利用新媒介继续发挥自身优势。这固然得益于新媒体使文学传播和接受变得空前便利和直观，带来考夫曼说的“景观文学”。但还需要补充的是，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媒介，文学在媒介中的形态虽然发生变化，但文学本身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在今天，更加需要强调文学带给人的精神启迪和情感慰藉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激发更多的人来阅读文学作品，使之作用于读者的心理认知和情感结构，重新激活文学对人们的积极影响。这种接受方式，虽然不同于专业读者试图解剖文学性的读法，但往往更贴近读者自身经验和感受。普通读者通常以生活化的方式，体悟文学对自身成长和生命的触动，这也能提升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也就是说，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发生在直观的技术层面，也会由此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学直播出圈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最习以为常、但也是最本质的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启迪心灵、慰藉情感的作用。事实上，不论文学在今天的形式或载体发生何种变化，那种真正直面社会问题和直击灵魂隐秘，进而揭示这个时代人的境遇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简单地说，“文学出圈”的本质就是文学能够引发公众的关注和共鸣。这固然需要媒体发挥作用，但在如今这个媒体爆炸的时代，我们只有敏锐抓住了社会问题和受众心理，通过文学来加以表现，才能使文学真正从驳杂的信息场中脱颖而出，进而引发社会公众关注，也就自然实现了“文学出圈”。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评判文学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其价值。文学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的检验，人民是最终的“阅卷人”。文学期刊直播出圈，只是文学出圈的起点，未来有更多的文学破圈之举值得期待。
（作者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