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面对黄鹤楼的诗意美景，李白怅然若失，发出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今天面对沟通南北丝路的古蜀道，面对李白那句石破天惊的“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梁平似乎没有感到“道不得”的困境，反而洋洋洒洒以一组长诗《蜀道辞》（载《诗刊》2024年2期）对蜀道作了别出心裁的续写。诗人以辽阔的胸襟和饱满的激情回望、分拣、缕析和思辨，提交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当代诗篇。

“有根”地抒写蜀道

古往今来，抒写蜀道的诗章数不胜数，但优秀的诗篇并不算多。长期从事诗歌期刊主编工作、一直在诗歌前线的诗人梁平对此深有感触。他追求一种“有根的写作”，其理念里的根，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这种根不凌空蹈虚，而是结结实实的，且越扎越深广。从古至今的蜀道，从地理、历史、文化、生态、生存、生活、情感、心理和精神等方面对梁平产生了深远影响，留下了深刻印记。他既广泛涉猎有关蜀道的知识，又反复到蜀道进行实地考察，不断深入思考，最终落实到了此诗的谋篇布局上，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对于蜀道的抒写，摆在古今文学家面前的不是“何为蜀道”的再现、呈现问题，而是“何以蜀道”“何能蜀道”的发现、表现问题。同一条千年古蜀道，梁平从中发现了什么？他又是如何进行表现的呢？他把古蜀道视为一部千年典籍、皇皇巨著，把自己摆进去、融进去，成为蜀道的阅读者、阐释者、冥想者、亲历者、见证者、书写者和传播者。这样的抒写当然是有根的抒写。至于能否成为有效的抒写、优秀的抒写，那还要看他是如何匠心独运的。好诗“开篇即响”。《蜀道难》就是“开篇即响”的，“一声喟叹惊为天籁”！梁平这组诗的开篇也非同凡响：“尔来四万八千岁，/峡谷与峻岭悬挂的日月星辰，/以川陕方言解读险象，/三千年典籍。”梁平没有泛泛解读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是从“四万八千岁”的蜀道历史长河里，萃取三千年的古蜀道文明史这部“蜀道巨著”，并以此为触发点，时空腾挪，纵横捭阖，进行独具慧眼的诗意解读，认为古蜀道比古罗马大道“更久远，更抒情”。组诗开篇就把古蜀道置于世界文明史的方位进行审视与定位，进而使得整组诗既拥有了地方性和普遍性，又拥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

把蜀道视为原乡

在创作谈《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里，梁平坦陈：“蜀地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大到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型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蜀地包括其中的蜀道，梁平自觉将其视为自己的“宗系之本乡”。这是他写作的文学之根、文化之根、精神之根、血脉之根、种族之根。尤其是到了新世纪以后，梁平诗歌写作的原乡意识、谱系意识和写作意识越来越明显，愈来愈强烈。在这组诗里，梁平更加侧重于追溯、体认、重构和表现自己所属的“文化原乡”，即那些年代久远但早已化为血脉并融入自己基因里的蜀道文化。蜀道文化何其多、何其广，如何能够做到精准把握与高效传达？梁平在做加法（阅读文献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继而做减法和乘法（消化材料与“节点的取舍”）。他所谓的“节点的取舍”就是选取古蜀道上那些历经岁月淘洗而依然耸立且具有典范意义的历史文化名胜即古蜀道上的一座座“地标”作为抒写对象，对其进行读解（当然是跳读），乃至将其对象化，进行情感投射，超越时空进行对话，如此一来，沉寂的文物就活络起来，何况有的文物从古到今就从未沉寂过而是一直存活到当下，如米仓道。具体到这组诗来讲，梁平依次选择了“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褒斜道、“上通秦陇，下达蜀川”的米仓道、“五丁蜀人与金牛秦人共襄的盛举”的五丁和金牛、风情不断被改写的剑门关、“诡魅敲打的神话”般的明月峡栈道、“连绵战火始终没有走近”的翠云廊、“上风上水，不能一笔带过”的皇泽寺、“长安西去蜀道梓潼的文昌”的七曲山大庙、“青莲起舞，云影暗淡”的李白故里、“幽居近物情”的杜甫草堂等。而这些古蜀道上的文化地标，又与历史上的纷繁故事、演义、事件和人物息息相关。这组诗里的人物众多，有诗人苏轼、李白、杜甫、陆游等，有史家张衡、杨雄、史乐，有帝王周文王、秦昭襄王、秦惠王、刘邦、曹操、蜀后主孟昶、武则天、唐明皇等，有谋臣诸葛亮、萧何，有名将岳飞、巴蔓子、姜维等。而且，此诗还涉及《蜀道难》《发秦州》《成都府》《太平寰宇记》《辞海》《广政碑》《蜀王本纪》等文献。这一个个古蜀道的文化路标彰显了古蜀道的风貌、形象、精神和品格，诚如《旁白》所言：“路标只有危峦与深涧，/没走过蜀道的轻曼，扛不起一滴雨，/一只小鸟的哀鸣。”

自觉收割“诗史”诗意

诗人都有写史诗和大诗的梦想。但史诗从来就不是由当代人来确认的。惟有那些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能够永世流传下来的、书写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诗才是史诗。一些书写民族重大历史的、且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流布的诗可算是“诗史”。因此，由“诗史”到“史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平有很强的“诗史”意识，他十分重视诗歌的历史承载力和历史想象力，努力做到“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实现诗歌话语与历史文脉的融汇”。这组诗就是他在这方面自觉探索的结果。它不止抒写蜀道历史，还着力于把自己融入进去，在蜀道历史里自由穿行，实现历史与现实、历史与自我的穿越对话。梁平这组诗并不满足于穿越千年蜀道、书写千年蜀道历史，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寻那深不可测的“蜀道之道”。在诗人梁平那样，“蜀道之道”也许是像蜀道那样的“顽固而执拗”，也许是与“山河无不牵连”的胸襟，也许是“每一次突围”之后的“豁然开朗”，也许是始终如一的“对古道的忠诚”，也许是贯通南北丝路的“以安而生变”“以危而求安”。

这组诗除序曲性的《古蜀道》与尾声性的《旁白》外，中间的主体部分由12首短诗组成，总体上是总-分-总的完整叙述结构；其中，每一首短诗都可以独立成章，而且每首短诗之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合起来又能成为浑然一体的组诗（长诗）。从《蜀道辞》的整体性、有机性、独立性和开放性，可以看出梁平心中先有一个宏大构架，然后在每一个细节处又细致打磨，最终做到了大小由之、时空穿越、深入浅出。当然，这也得益于梁平调动和运用了多种诗歌表现手段如叙事、抒情、独白、隐喻、反讽、互文、复调、对话等。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