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哲声

众人争看金庸小说、万人空巷看《射雕英雄传》电视剧的盛况，已经成为时代的记忆，然而，金庸小说的魅力始终不减，不仅影响了当下中国武侠小说的创作，也是影视剧取之不尽的题材。金庸的小说作品属于武侠小说的范畴，该门类的作家作品不计其数，为什么金庸的小说历久弥新，成为中国文学经典？我认为，原因不仅在于金庸小说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表现超越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也在于金庸小说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金庸小说的底色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给中国侠文化增添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汉之后，中国侠文化出史入文，中国侠义文学就成了中国侠文化主要的表现者和传播者。儒家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其思想内涵和表现形态都与侠文化天然地融合。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过程，可以外化为侠客修炼门派平地扬天下。正因为如此，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侠义文学主要承载的文化思想，从《水浒传》一直到上世纪初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均是如此。上世纪30年代，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创新之作，中国道家文化与中国侠文化开始融合在一起，而金庸的小说则是中国侠文化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思想的一次全面融合。

金庸小说将中国侠文化融入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不同支脉体系之中，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化表现，并在递进中发展。金庸小说从儒家思想起步，《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还是《水浒传》的传统，将江山与江湖、君子与大侠联系在一起。他的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是武侠小说文化思想的一次飞跃，将墨家思想与侠文化融合在一起。郭靖呈现的是墨家非攻兼爱、脚踏实地的一面，黄蓉呈现的是墨家机灵巧变、细民细作的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对儒家儒生采用了嘲讽的态度。《神雕侠侣》主要表现道家思想，顺其自然、至情至性。故事发生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代，而杨过所叛逆和批评的恰恰是程朱理学中的规矩和观念。《天龙八部》是一部武侠奇作，是侠文化与佛家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佛家文化与侠文化最难相容，侠文化要的是出世、出手，佛家文化要的是放下、消弭。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的侠义小说中几乎没有以佛家文化为主的价值取向。金庸的《天龙八部》可能是中国最早深刻表现佛家文化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阐释了佛家思想的三个观念：一是万事皆有因果，因而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二是成败皆因缘分，因而前世注定、后世徒劳；三是人生就是过程，因而功利仇怨、空障而已。《笑傲江湖》诞生于特殊的写作背景，解读的是时代中的政治文化。作品中的角色为人真诚、处世逍遥和讲求原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态度和人生态度。《鹿鼎记》是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金庸小说文化思考的一次超越。他已经不局限于以某一种文化形态思考问题，而是上升到从国民文化的高度来分析社会。民本思想、社会融合、国家安宁是这部小说重要的思想诉求。这部小说里没有大侠，从另一个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反武侠”的武侠小说。金庸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每一部小说读来皆有韵味，且越读越让人入迷，因为他的小说有文化的承载，并不断地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和彰扬，给金庸的小说带来了深厚的底蕴。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史学思想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想是浙东文化思想的核心。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浙东文化思想则把以民为本视作为家国情怀的本质，发挥主观自觉精神“致良知”是浙东文化思想的灵魂。从浙东的文化思想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金庸小说始终将安民作为最大的社会诉求，而不是一家一姓的所谓“朝廷”；为什么金庸小说始终将真诚和良知视作天下之公，而非什么僵化的规范、规矩；为什么金庸小说不以正邪观念为依据，而是以实际性、实践性知人论事；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大侠从来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兼容并蓄的自创武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金庸小说深厚的内蕴，浙东文化思想则给予金庸小说更多的价值判断和表现形态。

新文化的接受构造出

武侠小说的“人的文学”

1997年，金庸与池田大作作过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对鲁迅、沈从文等新文学作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说自己深受其影响。自“五四”新文学登上文坛起，就对中国通俗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融入新文学的创作手法，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品，比如白羽、王度庐等人。与这些作家相比，金庸对新文学的创作方法有着更为深透的认知和更为成功的实践。

传统的武侠小说大致上分5种：复仇、情变、夺宝、争霸、行侠。模式对武侠小说来说，既是故事情节的线索，也是文学类型的标识。换言之，武侠小说之所以被称之为“武侠小说”，就因为有这些模式及其形成的故事形态。金庸的贡献在于创建了写人的模式，并以此统领武侠小说的5种模式。金庸小说依据一种“成长模式”来写人，即以人物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成长模式”确立了小说以写人为中心的创作观，不同的“成长模式”表现出人物不同的成长道路，不同的成长道路也就写出不同的人物个性，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欲望。金庸小说能够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能够化解武侠小说的各种模式，把人和事都写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但在我看来，金庸小说的“成长模式”中更具独特价值的还不是人物表现出的各异性格，也不是他们因不同“机缘”而获得绝世武功的过程，而是性格各异的人如何实现了较好的人格设定。写人物、写性格还只是金庸小说“成长模式”的显性表现，创造不同的人格设定才是他的“成长模式”的价值所在。

论儒家人格，我们想到了陈家洛、袁承志、萧峰；论墨家人格，我们想到了郭靖、黄蓉；论道家人格，我们想到了杨过、小龙女；论佛家人物，我们想到了段誉、虚竹；论为人真诚、洒脱，自然想起令狐冲；论机缘极好的市侩人物，自然想起那个以义气为原则的韦小宝。金庸小说的人物不仅性格各异、形象多样，而且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如果将这些人物与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比较，就会发现，金庸不是在反抗传统文化中写人性的压抑，而是在设定的文化中写人性的张扬；不是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写人性的摧残，而是在现实社会中写人性的必然。从这个角度而说，金庸小说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设定。

写人模式的确立，使得金庸小说的结构更具有逻辑性。金庸的小说是章回体例，章回长篇小说的结构一直有着令人诟病的问题。确立写人模式后，章回长篇小说结构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当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无论小说花开几枝、表述如何，都是在展示人物性格。同样，当所有故事情节都围绕人物形象塑造展开，小说结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人物形象塑造完成，小说的故事自然就会结束，依据人物形象设定的情节不会枝蔓和赘叙。如果放置于中国传统小说发展中，说金庸小说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的现代性建构，这样的评价或许不算谬赞。

武侠小说少不得武功的描述。当将写人模式引进到武侠小说后，金庸也就创建了人生武功的新境界。中华武功进入侠义小说大概是从《水浒传》开始，到了民国武侠小说家手中，武功的描写已经丰富多彩。但是这些武功不管怎样描述，基本上是招式和套路的描述。这些招式和套路，金庸小说中也有。但是真正体现金庸武功特点的是那些糅合人生、性格的武功。《笑傲江湖》中写独孤求败20岁以前用青锋之剑，取其锐利刚猛；30岁以前，他用紫薇软剑，取其灵巧机智；40岁以前，他用玄铁重剑，取其大巧不工；40岁以后，他用的是木剑，此是万物皆为剑的境界；而到了50岁，他不用剑了，用的是剑气。这说的是用剑的五个阶段，可仔细想想，这哪里是讲剑，明明是讲人生，讲的正是人生的五重境界。更为高妙的是，金庸还将武功与个性结合起来写，郭靖练的是死功夫的降龙十八掌，黄蓉打的是灵巧的打狗棒，欧阳锋最厉害的武功是蛤蟆功，小龙女挥洒的是飘带小铃铛。杨过最高的武功是他自创的黯然销魂掌。这一套黯然销魂掌直抵心灵，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武功。招式和套路再奇妙都是死的，只有与人生、性格结合起来，才有灵魂。

大雅大俗使得小说旨趣妙远

从素材上说，金庸小说是历史武侠小说。将江山、江湖联系在一起，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传统，这方面武侠小说史上已有很多优秀作品。金庸小说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小说展现出的历史观。金庸小说的历史观首先是中华大一统的历史观。在《鹿鼎记》中，以台湾为代表的前明小朝廷虽然是汉族政权，却是割裂国家的，金庸对此给予了嘲讽与批评。其次是反战。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成吉思汗有一次关于谁是英雄的对话，郭靖明确地说，真正的英雄不是杀戮，而是安民。清朝以后，中国的武侠小说基本上是汉族中心论，而金庸小说提倡的是民族融合论。金庸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形象不再是野蛮和落后的，而是相当可爱、可敬。金庸明确反对以民族身份划分敌我，提倡民族融合、共生共存。这样的民族观念在《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身上有着精彩的演绎。金庸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是单做学问的话，他应该是位历史学家。金庸的社会身份是报人，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他的工作常态。选择历史武侠小说作为创作文类，并从中展开深刻的社会思考，是这位报人型作家的必然选择和必然呈现。

金庸出生在江南的世家，明清时科甲鼎盛。仅康熙一朝，家族中就有10人中进士、6人居翰林。康熙曾手书“敬业堂”和“澹远堂”分赐查家，更给查家题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渊源深厚的家学培养了金庸独特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他对自己的先祖也极为崇敬。章回体武侠小说中的“章回”是小说的两条“眉毛”，把这两条“眉毛”画好了，下面的“眼睛”就会更有神。金庸采取的方法是用诗词写回目，其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的回目。《倚天屠龙记》的回目是每回一句，每句7个字，全书40回，合起来就是一首古体诗。《天龙八部》是写词，全书分5卷，每卷的回目合起来就是5首词，分别是《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和《水龙吟》5个词牌。根据小说的内涵写诗句回目，要涵盖小说的内容，这需要才华。更体现出金庸才气的是《鹿鼎记》的回目设置，它取自金庸的先人查慎行的诗词集《敬业堂诗集》中的联句。从这本诗集中，金庸挑了50句联句组成了小说50回的回目。这意味着回目出自别人之手，要根据回目的要求来编故事，回目与回目之间还不一定有联系，但是整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却是紧密相连的。

金庸在《东南日报》《新晚报》和《大公报》工作的时候就是编副刊、写随笔，涉及各种生活知识。当写武侠小说的时候，这些知识和才艺都融入他的小说，因此他的小说常常带给我们特别的欣喜和愉悦。比如，他的小说品过很多花，其中最精彩的是《天龙八部》中段誉与王夫人论茶花。又如，武侠小说少不了酒，《笑傲江湖》中祖千秋论酒与酒杯的关系，是一种酒文化的深刻阐述。至于说到吃，当然是《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给洪七公做的食品最为精彩。值得一说的是，金庸小说中写这些花草饮食，绝不是单纯地写其中之趣，还包含着学问。《侠客行》中写侠客岛人士每年腊月初八请中土人士上岛喝“腊八粥”，在中土人士看来，被请喝“腊八粥”是件冒险的事，互相推辞不敢去。其实，这些中土人士没有真正认识到喝“腊八粥”的含义。释迦牟尼正是农历腊月初八在菩提树下“得道”，侠客岛请人在这一天到岛上喝粥，是为了让人“得道”。因为那里有套绝世武功等待破解，破译以后有机会成为武功高手。可惜这些人并不了解“腊八粥”背后的文化含义。

金庸曾立志做一名电影编剧，也曾下过一番苦功。1953年，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上映，可看作他的编剧梦的实现。运用形象语言说故事，在金庸小说中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他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几乎都是电影语言。传统的章回小说基本上按照时间展开叙事，金庸小说却大量地运用空间叙事的方法。《飞狐外传》中商家堡的大厅事变，《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的“密室”观察，均是典型的案例。《连城诀》则完全是空间艺术的表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侦探悬疑小说中的密室脱困。金庸年轻时曾当过图书馆管理员，阅读过很多外国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大仲马等人的小说，这些阅读经验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痕迹。《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有着莎士比亚戏剧中弄臣的影子，唐泰斯式的隐忍和复仇在金庸小说中甚是出彩，例如《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

论雅，金庸小说有出众的才华；论俗，金庸小说写出了茶米油盐的趣味。既能“行而上”，又能“形而下”，这是金庸小说能够覆盖社会各阶层读者的重要原因。

金庸小说的当代意义

金庸小说的影响已远远超越文本，成为一种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史上，能产生这样影响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并不多见。与我们熟知的中国百年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家作品不一样，金庸的小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的传承、创化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经典融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金庸小说之所以拥有大量的读者，之所以能不断地被IP化，且经久不衰，同样也是因为他的小说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中国读者从中能够体会到家乡味道，能与作品中的是非针砭、美丑甄别产生情感共鸣；国外读者从中则能够感受到东方文化的奥秘，能够体会和感悟到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美学观。

金庸小说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如何塑造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应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运用中国传统美学的方式，塑造内涵丰富、形象生动的经典人物。那种将传统文化视作摧残人性、压抑个性的文化观念并不正确，那种将传统美学视作只能写出“扁形人物”的美学观念也并不科学。开阔的文化视野、进取的融创精神和出众的文学才艺构造了金庸小说的大格局、大趣味。这其中既有时代的赋予，也有个人的才华加持。赓续历史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经典文学作品，是金庸小说给予后人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自“五四”新文学登上文坛，形成新的创作导向之后，中国文学的批评体系也形成了新的文学标准。根据这些批评标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事实上，反观百年中国的文学批评脉络，曾多次对武侠小说等文类展开批评或质疑。金庸小说对这样的批评标准提出了反思，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标准，究竟什么是批评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应该是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体系的构建提出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类重点项目“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与大事记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0AZW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