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在浙江海盐读初中。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的人生中多了一项重大的乐趣：看金庸。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少男少女一样，晚间，我关上房门佯装学习，却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天龙八部》或《神雕侠侣》，偷偷沉浸到小说的世界里，忘却了周围的一切。
偶尔读累了，我也会放下书，拉开窗帘，眺望窗外的景致。我家在县城郊区的楼房里，楼下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无名小河，可以看到河上灯火移动，船只往来，大部分是运货的沙土船，也有一些可能是水产养殖的小艇，基本都是机械动力的，传统木船很少。我有时也好奇这些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从来不知道答案。
读金庸小说，似乎和这条河以及河上船只毫无关系。直到有一次，我坐车去杭州，看到熟悉的小河拐了几个弯，沿着国道平行延伸，像一条明亮的丝带般在路边展开，仿佛在陪伴我前往省城，河上自然也有若干船只来往。忽然间，我的心里涌出一个念头：这些河船能通到金庸的故乡海宁！
当然，这个发现可以说微不足道。我早就知道金庸是海宁人，毗邻海盐，他的老家袁花镇更位于两县交界处，汽车顶多半个小时就到，河道船只相通又有什么稀奇？但我却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很久之后，我才慢慢想清楚当时的隐约感觉：那条河不仅通向金庸的家乡，也通向他的“江湖”世界。
这种感悟来自于一遍遍阅读金庸的沉浸体验：金庸笔下的故事，有太多都发生在船上，特别是江南的船上：陈家洛和乾隆乘花船在西湖赏月，风月无边中暗藏风波险恶；袁崇焕搭客船去衢州，恰巧与温青青同舟，结下命定情缘；程英与陆无双在南湖舟上采莲偶遇武三通；张翠山在钱塘江畔，折下一根树枝，跃上殷素素的船头；阿碧和阿朱在太湖菱塘的小舟上戏耍鸠摩智，救下段誉；吕留良、查继佐等人从嘉兴乘船去杭州，被瓜管带抓住，幸得陈近南出手……太多和船有关的故事，但却好像没见什么评论家探讨过。
现在想来，当时我所隐约触碰到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这些故事得以构成的根本，金庸展开想象的生活源泉。
在《鹿鼎记》第一回，金庸提到，“江南中产以上人家，家中都自备有船，江南水乡，河道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所谓‘北人乘马，南人乘舟’，自古已然。”作为名门望族的海宁查家，应当也在其列，可惜确切的资料已经难以寻觅。
金庸和船有哪些缘分呢？很多年后，我看到金庸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1932年去硖石镇吊唁徐志摩，当时是坐船往返；此外乘船出游的经历，以常理度之，当亦不少。1937年冬，在抗战的凄惶风雨下，金庸和中学师生一起从嘉兴乘船前往杭州避难，又辗转前往丽水。1940年，金庸转学到衢州中学，可能亦是乘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碧血剑》中袁承志乘船到衢州这段，写得十分翔实，想必有生活基础。另外，金庸在衢州留下了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之一：将得了鼠疫即将死去的同学放上小船，目送它随水漂远。
在金庸的少年时代，乘船出行的传统江南生活已经逐渐被汽车和火车所取代。但那个水道纵横、乘舟往来的水乡世界对出生于1924年的金庸来说，正如对更早一代的鲁迅来说，仍然是丰满鲜活的现实。可惜到了我读金庸的20世纪末，那个世界基本上已经消失，交错纵横的河道上虽然还有不少船只来往，但载人的乌篷船、白篷船等早已绝迹，只有在旅游景点或可一见。
往前追溯，这片水乡的古老可能还超乎我们的想象。考古发现，在河姆渡和良渚文明的时代，舟楫往来已经是先民的常态。吴越时期，它更构成所谓“江湖”的直接起源。江湖本义是“三江五湖”，就长江中下游连通的水系而言，《史记》中范蠡的“乘扁舟浮于江湖”，可说是最早的江湖意象。
在历史早期，这片南方江湖对中原的朝廷来说，是遥远野蛮的边疆地带，民风彪悍，雕题文身；后来，它逐渐开化，成为王朝的经济重心，但发达的水路系统将行商、艺人、武者、僧道、盗贼、会党、书生、娼妓等人群都容纳其中，从水上道路转化为神秘的场域，构成了和庙堂相对立的另一极。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意味着大部分情况下，你不必去操心君王的事。江湖或者说舟船，提供了一种脱离土地的生活方式。神秘的奇人在这里出没，玄怪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别样人生的可能在这里孕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正如构成这片江湖的水体，亦真亦幻，变动不居。
金庸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乘船旅行，大概是在1948年3月30日调任香港《大公报》，从上海飞到九龙启德机场后，发现自己没有携带港币，窘迫中跟人借来10港元，才能坐上渡船，抵达港岛。这是金庸第一次到香港。很难想象他渡过维多利亚港时的心境。后来金庸回忆，他一开始极不适应港地生活，更何况还和热恋的女友分别，自然心情郁闷。此后他还往来内地与香港间数次。但再回故土，已是沧海桑田。金庸不得不在笔下去寻回和重构那个消逝的过去，这成就了一段全新传奇——包括金庸这个名字本身。
金庸的船，正如金庸的人生，不止于流连江南，而是北行黄河，南至岭表，西渡湖湘，东越沧海，从闾阎巷陌到奇峰秀谷，各种风景从船边掠过。当然也有船到不了的雪山大漠等绝域。但大体而言，那是一张以水道系统为枝干的传统中国地图，是从水路上观看的、不同于乡土和庙堂视角的中国。在其中历史、现实、传说与个人想象相融合，构造出一个纵横万里、上下千年的“江湖”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很多诠释，侠义精神、家国情怀、自由追求……都有道理，但船行水上的荡漾，生成了这个世界的底色。
可想而知，金庸的船充满凶险。如《射雕英雄传》中，先是郭靖和周伯通在黄药师、欧阳锋的海船上连番遇险，差点葬身鲨口；又是在沅江中，裘千仞袭击郭靖黄蓉的坐船，两人在滔滔江水难以自保——抗战时，金庸曾两赴湘西，想必也曾在湍流急滩中行船，所以小说中的描写也尤其生动；《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和殷素素更是在谢逊的船上遭遇暴风雨，最后船破碎在从未到过的北极冰海……虽然是小说家言，但它们暗喻“江湖”的本性，船板下就是暗流汹涌、可能吞噬一切的水面。
船随水风来去，也带来了邂逅美好未知的可能，特别是爱情。除去前面说过的袁承志和温青青、张翠山和殷素素的相遇，金庸书中最令人激动的名场面之一，便是《侠客行》中丁珰在长江船上将石破天随手掷向另一条船，却正好扔到了命中伴侣阿绣的枕边，旖旎无限。不过，金庸笔下最美的一段同舟是在《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被“义弟”黄蓉约到中都西面的湖边，等待着小乞丐模样的兄弟时，却见到白雪梅花簇拥的湖水中划来一条小船：“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长发披肩，全身白衣，头发上束了条金带，白雪一映，更是灿然生光。郭靖见这少女一身装束犹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荡近，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比，容色绝丽，不可逼视。”
现出女儿身的黄蓉召郭靖上船，二人在船上倾心相谈，双手相握，脉脉定情。这段描写美则美矣，就情节而论稍有些牵强，黄蓉何必专门去一条小船上和郭靖见面？而其景物不似在今天的北京附近，反而颇有西湖寒碧的韵味。后来我发现，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1947年在杭州相恋，多半亦会泛舟西湖，故事里或者有金庸本人的记忆在焉。
另一方面，有相聚便有别离。《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情意深重的小昭船上分别，一东一西，永不相见。“两人之间的海面越拉越广，终于小昭的座舰成为一个黑点，终于海上一片漆黑，长风掠帆，犹带呜咽之声。”虽然在小说中张无忌另有真爱，这不过是略带哀婉的插曲，但也写尽了人生爱别离的无奈。
船行又似人生般变幻莫测，百转千折。《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病入膏肓，又被最亲近的人所怀疑，在绝境中坐在船上，“望着黄河中浊流滚滚东去，一霎时间，只觉人生悲苦，亦如流水滔滔无尽。”但乘船东下，经过一个个市镇，奇遇接二连三地发生，终将他引入全新的人生境域。
或许正是因为寄托了这么多的人生感触，金庸小说中的船上也常开歌会。在《书剑恩仇录》《碧血剑》中，都有歌妓在船上吟唱艳曲的描写。或许觉得不够清雅，在《射雕英雄传》中，改成黄蓉在船上几度歌吟宋词，“放船千里凌波去”云云。后来此等“炫技”的写法渐少，但《鹿鼎记》中吴六奇在柳江舟中高歌《沉江》一曲，寄托亡国之思，情景交融，堪称绝唱。
在《鹿鼎记》的最后一回，金庸写到，韦小宝携七位夫人乘船南下，又遇到天地会的催迫，为了摆脱这一切，放火烧船，伪装出“船毁人亡”的结局，再悄然隐居。船的毁灭，作为金庸的江湖世界就此终结的象征，或许再合适不过。自然，这里的终结不是想消失，而是完成。
我终究没坐过几次内河的航船，那个前现代的江湖世界，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但在金庸的小说中，我日夜遨游其间。
我从未见过金庸先生，虽然新世纪后也有过几次机会，但直到他去世，始终没有缘分。不过我也不觉得十分遗憾，以年龄和身份的差距，即便能见面也难有深入交流，不过表达仰慕和求取签名而已，这点遗憾，比起在金庸江湖中遨游的灵魂至乐，微不足道。
最后还有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2005年春天，我和当时刚刚恋爱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约会，坐了一次游船。此前我曾经“考证”过，发现郭靖与黄蓉同舟共游的那个中都小湖，如果存在的话，根据书中描述，应该就是在玉渊潭的位置——玉渊潭也确实在金代得名，史实上颇有依据。
所以，那次到玉渊潭乘船，我也留神寻觅书中的景致——自然找不到多少，但湖心云影，碧波荡漾，漂泊人生，邂逅爱情，深层的情思刹那间打通古今虚实。金庸笔下如诗的句子，在我心中一一浮现。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就在金庸的船上——或者说，发现自己早已在那里定居，再也不会下船。
（作者系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剑桥倚天屠龙史》《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