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小名叫‘迎灯’，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正好是1964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她的父亲很喜欢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于是借用了曹植的字，为女儿取名为‘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曾多次登上董宇辉直播间，总销量百余万册，总印量超过600万册。”

“读这本书，能教会我们怎样面对生命，如何在无常中寻找有常。”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跟随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的脚步，在那片遥远的森林里，从桦树皮筒子里拿盐巴喂驯鹿吃，看它们沿着迁徙路线啃食野生苔藓，过最原始的生活。”

迟子建书屋的管理员孙桂英，每天维护陈设、清扫浮尘之余，总会将自己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分享给到访的游客们。

“在南方出生、长大的人，比较向往大兴安岭深处的场景，能让人感到‘治愈’。在屋里可以看到星空，东北的星星特别亮、特别低，好像伸出手就能摸到似的。空气清新，河水清澈。春天在水里捉鱼虾，夏天看漫山遍野的野花，秋天在金黄的白桦林里散步，还有冬天一眼望不到头的雪景。” 在讲解书屋的时候，她特别注意强调迟子建的作品善于描写东北风物，以此吸引没有见过雪的南方读者的兴趣。

虽然刚刚到岗不足一个月，但这间书屋对孙桂英来说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孙桂英的老家就在额尔古纳河畔，她的父亲是清溪村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在黑龙江北部的农场当知青时，与土生土长的东北姑娘相识相恋，结婚后定居在黑龙江。孙桂英对老家的记忆正如迟子建书屋的布景与陈设，充满了东北边地的独特风情：推开柴门，常青侧柏被冰雪染得洁白，成串的“冰溜子”挂在房檐上，迎面吹来的风仿佛也带着来自兴安岭的凛冽。

从黑龙江到湖南益阳，从嫩江畔到资水旁，相隔将近3000公里的路程。因父亲年长，想要落叶归根，1982年出生的孙桂英，在20岁出头的年纪，离开从小生活的北方垦区，在2003年嫁到了清溪村，并定居在此。当时，她在路上花了两天多的时间，需要先搭乘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到长沙，“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我下了火车还要搭大巴车。村子里没通公路，进村得沿着废弃的铁轨走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

孙桂英告诉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她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儿子两岁半的时候，她决定走出家庭、接触社会，到益阳市区的百货商场做服饰销售的工作，一做就是10多年。工作之余，她在市区陪伴儿子念完初高中，顺利考上大学。“我没有上过大学，只在农垦学校念了一年中专，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儿子到株洲上大学后，她一度陷入迷茫之中，“原来我一直是围着他转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应该怎么过”。

2023年6月，她决定回到清溪村，在清溪文旅集团的清溪3号民宿工作，今年2月转岗到迟子建书屋当管理员。“我很喜欢书屋的工作，这里离书很近。”现在的她，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清溪村的“东北媳妇”，操着一口纯熟的“益普”，已然成为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20年间，她只因外婆的身体原因在2007年和2017年分别回过老家两次，2018年外婆去世以后，就再也没踏上过那片黑土地。“我已经不记得东北话怎么说了，只记得东北是比较粗犷的，感觉随便往地上撒一把种子，就能长出粮食来。”时间虽然冲淡了乡音，但难以冲淡乡情。《额尔古纳河右岸》《北极村童话》《北方的盐》……每每翻开这些书，孙桂英都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东北。对她而言，清溪书屋不仅是工作的地方，更是一条纽带，让自己与久别的故乡产生联结。

“我在黑龙江长大，在清溪生活，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同样重要。如果说黑龙江是我的第一故乡，那么清溪村就是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