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短篇小说”这种新文类创生以来，关于何谓短篇和短篇何为的探索与实践就从未止息过。它的无穷魅力在于谁也不能、也无法穷尽“短篇小说”在内涵、外延及具体实践中的奥妙。2023年，由中国小说学会评出的“好小说·短篇小说”关于这一命题的回答依然继续在这条“延长线”上展开。

其一，短篇小说是一种思考方式。一方面，短篇小说是时代发展的“晴雨表”，是记录、思考和书写时代的“急先锋”。因而，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描写和对“现实感”的深刻表达，从来都是其固有传统。海勒根那的《白色罕达犴》聚焦新时代的生态问题，不仅对树木、植被、动物等大自然生灵及景象也多有充分而细腻的描写，还对人与自然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了深刻思考和表达；汤成难的《麦田望不到边》通过讲述作为主角的乡下老农马永善在配合外来者拍摄乡间生活过程中在情感上所经受的巨大落差，以此来揭示当今众拍客镜头中的所谓和谐、优美的田园生活的虚伪性，以及由此在拍者与被拍者之间所生成的隔膜景观。另一方面，短篇小说往往通过对故事、情感或关系模式的独到营构，继而以隐喻或寓言方式反映重大题材，探讨公共话题。罗伟章的《洗澡》以那场发生于四川的大地震为背景，以遭受情感挫折的“他”为视点，书写灾后重建以及经此一遭后“他”在生活和心灵上所发生的质变，从而达成对人、灾难本身及其内在关系的深层反思；万玛才旦的作品《松木的清香》以派出所警察“我”和某青年牧民为讲述视点，交叉叙述并呈现主人翁多杰太跌宕起伏、不能自主的人生历程，以此达成对不可控、非我式生命景观的深思与深描。向外大幅拓展、介入现实、干预生活、思考问题，构成了这四篇小说最为珍贵的文本品格。

其二，短篇小说是一种情感形式。黄咏梅的《昙花现》以“我”和母亲为视角交叉讲述林莉的惨痛情史：她的生命足够凄美、幽艳。她的一生也足够孤僻、悲戚，读之触动人心；马小淘的《春天果然短暂》以“我”为视角讲述姑姑的恋爱、婚事、情变，表现她不为世俗所绊、不为他者所囿，即使落魄也遵从内心、坚守自我的生命观。这个角色是“独特的这一个”；龚万莹的《鲸路》展现她们在受伤与疗伤之间的种种内心风景，既从殡葬店妙香姨的视角讲述宝如的丧女之痛、之困、之惑，也借此揭示妙香姨的内在之伤、之悔；付秀莹的《花喜鹊》把一位进城务工老人面对不菲私利时那种既想据为己有但又深陷自责的心态及言行精准、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而小说在整体上所折射出的情调又很温暖，所展现出的情感也很有感染力。这四个短篇在向内深度指涉，表达情感、勘验心灵、慰藉生命的书写向度及艺术效果上都甚为典型。这再次表明，女性小说家依据自有感觉书写女性生活，表现女性情感，表达生命体验，也向来自成一体、一脉。

其三，短篇小说是一种智慧形态。东西的《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是一篇偏于哲理表达的文本。“等待”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类际遇或经验。中外文学经典中关于“等待”的经典形象、深刻主题、小说意象也较为常见。这个短篇在此基础上开拓关于“等待”的故事，勘验关于“等待”的主题，可以看作是作家东西对标经典并向难度与深度迈进的一次尝试与有力实践。在小说中，三个人物在“等待者”与“被等待者”之间不断互换角色，并在错过与出走之间拼尽全力向着自设的目标奔去，但又毫无例外地落空，宛然走进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恰似圆形的循环怪圈，由此彰显出一种徒劳而荒诞的人生况味；徐则臣的《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有意制造一种真假参半、虚实相映、朦胧恍惚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有关于历史、传奇、现实等异域光影的描写，也有对作为个体的“我”之琐碎生活、言行及心态的记述，还有关于“我”与印度作家恰马尔之间交往经历的交代。作者不厌其烦地并置这些既有一定关联又看似无甚关系的人、事、物，其旨归在于以此达到对短篇小说中由种种不确定性要素所导致的“恍惚之美”的表达。总之，这两个短篇因在表现理趣、开启智性、揭示可能等审智实践上“先行先试”而从2023年数以千计的短篇小说中脱颖而出。

（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