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波
结束了在BGP的工作之后，该公司领导给了我在地拉那休假10天的优厚待遇，要我好好会会阿尔巴尼亚老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我一生的事业是紧紧地与阿尔巴尼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曾经是我们的第一号朋友的国家里，我有数不清的朋友。确实如此，一般的相识者不算，光在新闻界、文艺界的“铁哥们儿”，就有十几个。
在要拜会的诸多朋友中，我自然想到了现任阿尔巴尼亚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的阿尔奔·佐泽。他是阿尔巴尼亚最著名、最具有影响的小说家、我当年的恩师雅科夫·佐泽的长子。雅科夫老师于1979年因患癌症过早地去世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一腔尊师之情倾注在恩师的儿子身上。
按照朋友的指点，七月初的一个早晨，我汗水津津地来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敲门，未过10秒钟，门就打开了，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笑吟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显然，我的突然来访出乎他的预料，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我立刻来了个三言两语的介绍，话还未说完，他立刻紧紧地抱住我，眼睛里噙着泪珠，激动地说：“郑叔叔，您这是打哪儿来呀？从天上吗？”我问他：“37年了，我已变成老头了，您还认得出来吗？”他轻轻地松开胳膊，满脸喜色地说：“人不管怎么变，眼睛是不会变的，您这双善良的眼睛，跟37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再说了，爸爸珍藏的照片中，还有您跟他一起的合影。他在世时，经常对别人提起您，说您是他教过的外国留学生中最勤奋、最有天分的一个。您想，我们心中能没有您吗？”
听着阿尔奔情深意切的话语，端详着他那大大的跟雅科夫教授几乎完全一样的四方脸和一双大眼睛，还有那稳健庄重的步态，雅科夫老师的音容、举止以及他与我交往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像电影镜头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在专门学习了一年阿拉伯语之后，于1965年秋季开始，到语言文学专业一年和二年级，听与文学有关的课程的。听“文学引论”课时，班里只有我这么一个外国留学生。授课的教授40岁刚过，但丝毫没有青年老师常有的急躁。他的话讲得很慢，关键的地方要反复重说好几次，写字快的阿尔巴尼亚学生，能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然而，只学了一年阿语的我，听老师讲课犹如坐飞机一样，很多句子记不下来。这时，这位教授就把全班同学搁置一边，走到我面前，把重点内容一句一句地重复几次，直到我全听懂了，记录下来为止。这样特殊照顾我的事不是一次，几乎每次上课都是如此。这位善良仁慈、关心我到如此地步的教授就是雅科夫·佐泽先生。同学们告诉我，雅科夫教授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死河》，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颇有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气魄。他原来是历史-语文系的专职教授，自1965年开始，便作为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专职作家，集中力量从事文学创作，附带在我们系里讲授文学理论。平时主要在写作基地阿波罗尼亚生活，有课时他才来系里。从阿波罗尼亚到地拉那有一百多公里，可他从来未缺勤。
我对作家向来怀有崇敬的感情，对学者型作家更是格外敬上几分。于是，每次下课后，总要和雅科夫老师攀谈几分钟，有时甚至陪他回家，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时间久了，他便主动找我顺着回家的人行道走上一程。记得有一次，上完课后，我陪着他一直慢行到水流潺潺的拉那河边，谈兴仍然未尽。他特有感触地告诉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一期法文版的《中国文学》，对该杂志很感兴趣，以后如有可能，希望能经常读到它。我知道我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有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所以立刻告诉老师，从今以后保证让他一期不漏地读到这本杂志。我兑现了诺言，从这次谈话开始直到回国，我把每一期杂志都及时地送给了他，有时甚至送到他的家里。
还有一回，我们正在民族烈士大街上散步，突然雷声大作，豆粒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落在我们身上。雅科夫教授立刻从书包里抽出一把折叠伞，啪地一下子打开了，递给我，我请他自己用，可他硬是把伞塞进了我的手里……
“不着急回答，咱们先说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吧”
那时候，阿尔巴尼亚大学生考试分笔试和口试。“文学引论”口试那天，我像阿尔巴尼亚大学生一样，也从数十张考题中抽出一个考签儿，认真准备起来。可是，轮到我回答问题时，雅科夫老师却微微一笑，摇手说：“不着急回答，咱们还是先说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吧。”于是，我便根据他的要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几方面内容，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他听得非常入神，还以法特米尔·加塔创作长篇小说《沼泽地》和他自己创作长篇小说《死河》为例，补充说明毛主席提出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的论点的无比正确。雅科夫老师对我的口试，变成了师生自由交流。当我要开口回答考签上的问题时，他再次把手一摇说：“不需要回答了，我们是同行。您的介绍已经把考签上要求回答的问题阐释清楚了。”说着便把成绩册还给了我。我打开一看，一个红红的10分，后边还有他的签字。好奇怪，他是什么时候把分数填好了呢？
我从地拉那大学回国后，经周总理批准，被安排在《人民日报》工作，主管国际部领导的对阿宣传，有机会常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对此雅科夫老师非常欣慰、自豪，经常把我的点滴成绩介绍给他的朋友们。1974年11月至12月，我作为由张潮同志率领的《人民日报》记者团的成员兼翻译，又一次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再次到了费里区。车一开进费里城郊，我就想到雅科夫老师，因为他创作的基地阿波罗尼亚就位于离费里只有20公里的海滨。多么想在此地见到他老人家啊！要知道，到那时我已有6年未再见到他了。可是主人告诉我，雅科夫近日不在阿波罗尼亚，到外地去了。我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团长张潮同志，他也感到很遗憾，因为听了我的介绍，他也很想会晤这位阿尔巴尼亚的肖洛霍夫。可是，中午我们在餐桌上酒喝得正酣时，陪同我们的《人民之声报》负责同志却接到了一个由地拉那打来的长途电话。5分钟后，负责同志喜笑颜开地回到餐桌旁，告诉我们：“我们最敬崇的作家雅科夫·佐泽从地拉那打来电话，说他得到《人民日报》记者团到费里区访问，特别是团里还有他得意的爱生郑的消息，感到分外的高兴，今晚他要在阿波罗尼亚波杨村的一个农民家里设宴欢迎、款待记者团全体同志。”这消息使得记者团全体同志酒兴更增，个个都喝成红脸大汉子，不是关公胜似关公。
晚6时，雅科夫·佐泽老师主持的具有米寨娇农家特色的盛大宴会正式开始。雅科夫老师的右边是团长张潮同志，我被他拉到左边，紧靠在他的身旁。那天晚上，餐桌上一共上了多少道菜，事过30年实在是记不得了，不过，说那餐桌是用最美味的佳肴堆成的小山，是不过分的。其中那道油炒米饭加油煎土豆条和烤鸡腿，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雅科夫老师平时很少喝酒，可是那天晚上打破了惯例，不仅酒喝得多，话也说得多，而且全是实话实说，一句外交辞令和官腔都没有。每道菜上来，他都不让我动刀叉，而是亲自给我叉到盘子里，好像非如此就不能表达他对学生的厚爱。大家正吃着喝着，突然，几位歌手在手风琴的伴奏下，来到这户农家的庭院里，唱起米寨娇的民歌来，好听极了。唱着唱着，他们又走进屋里，当着我们的面唱起中国歌曲《打靶归来》《北京的金山上》和《真正的朋友》，两位少女还化妆跳起米寨娇民间舞来，欢乐、友谊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欢迎尊贵的朋友的最高礼仪。宴会结束后，雅科夫老师还主动邀请我们一起照了相，并且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份富有地方特色的小礼品作为纪念。对我这个学生还有点特殊待遇：将他的最新作品《幸福之风》（第二卷）签名赠给了我。当时他只有51岁，我35岁。然而，万万没有想到，5年后，万恶的癌症竟夺去了这位风华正茂的天才作家的生命，这次重逢成了他与我的永别……
“你是我们的忠实可靠的朋友”
件件往事正在我的脑海里翻涌，忽然电话铃响了，阿尔奔赶忙去接电话。这时，女秘书按照阿尔巴尼亚家庭欢迎尊贵客人的礼节，用干净漂亮的塑料托盘端来了面包、食盐、白酒、软糖和蜂蜜。阿尔奔很快打完电话，端起酒杯对我说：“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尊贵的朋友，我爸爸的中国学生，今日的作家和阿尔巴尼亚文学专家郑恩波先生来做客！”我也端起酒杯回答道：“很高兴见到我尊敬的教授，阿尔巴尼亚当代最杰出、最富有天才的小说家雅科夫·佐泽先生之子，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阿尔奔·佐泽先生！”这一礼仪让我很自然地想起当年我到雅科夫老师家里做客时，他夫人杜拉塔教授代表全家欢迎我的情景，也想起她那能给人以无限温暖的慈祥的微笑、高雅的风度和谈吐。于是，我便关切地向阿尔奔问道：“您母亲怎么样？她好吗？”我的问话使阿尔奔的眼睛红润起来，小声地说：“妈妈。她……头几年也离开了我们……”阿尔奔说不出话来，只是耸了耸肩。从一进阿尔奔办公室开始，我这颗心就一直不平静，此刻更是七上八下，眼前又浮现出一连串的镜头：
杜拉塔，这位留学保加利亚的高才生，在索菲亚与雅科夫相爱，比雅科夫小5岁，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回国后，先是从事教育工作，后到《教师报》从事新闻工作并间或有文学作品发表。晚年任“纳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辑出版了许多文学名著。她本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我每次到她家里，她都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那样，为我和雅科夫老师烧茶和咖啡，非常平易近人。
我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每年送给他们家的挂历，她都精心地收藏着，把它们当作阿中友谊的象征。她告诉我，每翻阅一次那风光秀丽的挂历，就像亲自到中国旅游了一次一样。
1968到1969年，我在地拉那“米哈尔·杜里”印刷厂陪同中国印刷专家工作时，她为出版书籍的事情，常跑印刷厂，这样，我们就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每次见面，她都像老大姐一般，问我工作中有何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有一次，她还笑盈盈地把由她担任责编并写了序言的法特米尔·加塔的新版长篇小说《沼泽地》送给我，嘱告我最好多读一些加塔的小说，因为加塔的语言是很规范化的文学语言，多阅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对外国学生学习阿语非常有利。至于她请我到印刷厂餐饮店喝咖啡和茶，吃小点心，那更是常有的事儿。
1990年夏秋之交，应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的特别邀请，我又访问了阿尔巴尼亚一个月。虽说当时中阿关系已经露出美好的曙光，但相当多的阿尔巴尼亚人对与中国人交往，还有些顾虑。然而，杜拉塔老人却毫无顾忌，我到地拉那第二天，她就心怀坦荡地到我下榻的地拉那宾馆与我会面。那一天，老人家话语不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几次语重心长地说：“郑，我真为你高兴，你真是我们的忠实可靠的朋友，雅科夫如果活着，不知该怎么样高兴呢！”末了，我们都互相勉励对方，我甚至特别乐观地对她说：“我相信您的夙愿准保能够实现，肯定能去中国访问，届时我一定陪您逛长城，游三峡，观秦兵马俑……”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相逢，竟也成了她与我的永别……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与我促膝交谈的阿尔奔，已不再是当年那个13岁蹦蹦跳跳的少年，而是一个稳重健谈的大学者了。我与他父亲雅科夫见最后一面时，老师当时是51岁，多巧，现在的阿尔奔也是51岁。他那洪亮的声音，脸上不时露出慈祥微笑的表情，让我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坐在我面前的不是阿尔奔，而是雅科夫老师。见我有些激动，阿尔奔把话题转到他弟弟身上：“您还记得我弟弟阿格隆吗？”我立刻回答：“那还用说！当年他陪我看过电影，那也是您爸爸的巧安排，他说小孩子是学外语的人的最佳教员。阿格隆现在怎么样？”阿尔奔说：“他比我强，不仅是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当过歌剧芭蕾舞剧院院长，而且还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诗人，10年前就出版过诗集《今天我是这个样子》，7年前还出版过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现在已经不再当剧院领导，而是专心致志搞艺术。”我见他言谈中稍有点自惭形秽的意味，便插话：“听说您也写小说，有部中篇《当嫁的姑娘》，不只在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都很受读者的欢迎。”“哪里哟，提不得，那只是一篇青年时代的练笔之作。”阿尔奔有点不好意思。
时间已近11时30分，按计划我还要拜会文学评论家约尔高·布辽和作家协会的同志，所以只好告辞了。可是，阿尔奔坚持非亲自送我去不可，我只好客随主便，跟着他一起下了楼，径直向语言文学研究所走去。一路上我反复琢磨：如今在阿尔巴尼亚，出国谋生已成为时髦，仅在意大利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就已超过50万，不少有才气的作家、艺术家，都出国赚大钱去了。可是，阿尔奔、阿格隆兄弟俩怎么不离开祖国发财去呢？后来，他围绕马路上几个衣裳褴褛的行乞者讲的一番话，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郑叔，我不知你怎么看，反正我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是很凶残的，是没有人性的……”我一听此话，因为他母亲过早地去世而聚集起来的阴云，顿时消散了，于是便把两句中国名言译给他听，算是以此作为我的回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根据阿尔奔与我的约定，第二天我又准时到了他的办公室，从他手上接过由他负责修订印行的第12版的《死河》。他嘱咐我，将来翻译这部小说，就要根据这个版本译。我向他作出保证，不把这部作品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我死不瞑目。7月14日，我在“五一花园”中国餐厅设晚宴款待阿尔巴尼亚文友，阿尔奔自然是被邀请者。晚宴结束临别之前，我对他提出请求：“这次来不及了，相信不久我还会来阿尔巴尼亚，届时我要买上一束最鲜艳的玫瑰花，请您陪着我，到文化名人陵园凭吊我的恩师雅科夫和师母杜拉塔。”高大魁梧的阿尔奔眼中涌出几颗泪珠，与我紧紧地拥抱了5分钟，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餐厅……
（作者系阿尔巴尼亚文学翻译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2019年，获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颁授“纳伊姆·弗拉舍里”金质荣誉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