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在文化发展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明显，这种影响在语言、生活习惯、伦理观念、风俗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等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韩国古代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烙印。然而，随着近代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潮上的重大变革，韩国文学也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新的特质。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也刷新了我们对韩国文学的理解，并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总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在文学领域，文学译介是推动韩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从类型上来看，主要以小说居多，散文、诗歌作品的译介相对较少，并且是由通俗化小说逐渐转向纯文学小说的；从时间线上来看，中韩两国建交30余年来，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也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这与两国在不同阶段的官方政策和民间情感认知密切相关。

此外，韩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流行，也反映了跨文化交流的深层动态。这种文化互动不仅是文学作品的传播，更是不同文化观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交融与碰撞。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跨文化交流特别显著，它不仅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也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中韩两国在文学领域的深入交流，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译介与传播

1992年，随着中韩两国在政治外交上迈出新的步伐，文学领域的交流亦随之展开，许多优秀的韩国文学作品在官方与民间文学机构的支持下得以译介出版，逐步被引入中国图书市场。总体来看，从中韩两国建交至今的30余年以来，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深度和特点。

首先，1992-2001年间，标志着中韩文学交流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被翻译出版到中国的韩国文学作品不多，比较知名的有李文烈的《扭曲了的英雄》（学林出版社）和《人的儿子》（卫为、枚芝译，学林出版社），安东民的《圣火》（张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尹炯斗的《在辽阔的海边》（金毅泉、张贵淑译，东方出版社），金圣钟的《美妙的幽会》（高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这一时期，国内对韩国文学的认识尚未从以往的“接受者”的刻板印象中转换过来，韩国文学翻译人才不多，每年译介出版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加上专业译者不多、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印刷质量不高、市场宣传不够等因素，这一时期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的接受度还比较低。但是，借助政治破冰的契机，使原本沉寂的韩国文学在中国文化图书市场留下了涟漪，也正是这一时期的译介尝试，为后续更深层次的文学交流奠定了基础。

2002年左右，“韩流”成为取代港风在中国独领风骚的文化潮流。借影视韩流的东风，出版界也刮起了韩流风。加之市场经济建设成效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学借助大众消费文化成功挤进文化产业市场头部，韩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数量在大众文学时代得到猛增，由此迎来了韩国文学中译的第二阶段（2002-2012年）。这一时期年均译介出版的韩国文学作品数量几乎是前一阶段的总和，部分年份甚至超过100部。从类型上看，主要是与影视韩流同步的“韩流小说”，按当下的文学类型定义，一般将其归类到“通俗文学”，题材以青春爱情为主。但这类影视衍生小说虽然火爆，却不能将其视为韩国文学的代表。这类乘影视东风的“韩流小说”往往类型单一、叙事套路化，未能体现出韩国文学的真正水平，因此并不能持久。2008年前后，中韩历史文化纠纷事件频发，两国民族主义碰撞加剧，中国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反韩”潮流，韩国大众小说的译介出版热开始降温，并逐步从纸质图书市场转移到网络空间。不过由于早在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以及官方机构和民间财团的支持，在韩流通俗文学狂欢之际，每年仍有相当数量的韩国严肃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可达60余部之多，如朴婉绪、黄皙暎等人的作品）。但整体来看，这一时期韩国严肃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境况并不乐观，可以说是阻力重重，也为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带来了挑战，反映了文学译介在跨文化交流中面临的复杂性。

自2012年起，随着“韩流”热潮的减退，韩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走向更加理性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数量上在年均20部左右，质量上则有明显提升，主要以真挚的严肃文学为主，夹杂部分文学性强的大众文学作品。这一转变展现了对韩国文学更深层次的认识，体现文学译介在促进中韩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而随着2012年韩流文化振兴团的设立，韩国政府出台了支持韩流文化发展的方案，其中就包括对韩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扶持。与此同时，国内出版社也加大了对韩国小说的译介力度，出版选题和类型更加多元和深入，超越了单纯的市场化导向，呈现更加全面、客观的文化视角。中韩两国官方与民间的文学出版交流互动愈发频繁，韩方资助出版与国内自主出版良性互动，使韩国小说翻译逐步走出困境，朝着更高水平稳步迈进。

综上所述，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不仅是文本的转换，更是中韩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重要体现，通过译介，促进了相互理解和尊重，为中韩文化的交融与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接受与评价

文学作品的译介只是文化传播交流中的一环，在深入探讨韩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状态时，除了关注译介工作本身，还必须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的接受经历了从最初的质疑和刻板印象，到狂热追捧的阶段，最终实现了理性回归，基本上与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发展趋势重合，这里值得重点强调的是，从对韩流小说的狂热追捧到回归理性，表明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的认识从受韩流影响的附属文学转移到真正的“韩国文学”上，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的阅读逐渐摆脱了“快餐式阅读”和“影视韩流所裹挟的消费主义思维”，逐渐摆脱了“审美低俗”“娱乐化”“泡沫化”的标签，也标志着跨文化传播的成熟和深入。

从国内主流文学图书销售平台数据来看，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小说作品《鹿川有许多粪》入围了当年（2021年）的外国小说畅销榜单的前100名，位居第78位，并获得豆瓣网2021年度外国文学榜（小说类）的第一名。李沧东的其他作品，如《烧纸》，同样获得了国内读者较好的评价。被称为“亚洲文学的自尊心”的孔枝泳的口碑代表作《熔炉》也是常年占据豆瓣韩国热门文学图书前十榜单，在各大图书网站的销售数据也比较亮眼。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熔炉》在韩国成为现象级的存在，并推动了韩国《性侵害防止修正案》的通过。此外，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和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妈妈》也是近年来比较受国内读者欢迎的韩国文学作品，热度甚至超过了许多经典西方文学作品。

观察这些韩国文学作品可发现，它们呈现出一定共性特征。在文本之外，它们中不少是斩获许多文学奖项的作品，如金爱烂获得过“李箱文学奖”“申东晔文学奖”“万海文学奖”，孔枝泳获得过“韩国小说文学奖”“21世纪文学奖”“吴永寿文学奖”等。这些文学奖项就像韩国文学译介的风向标，一旦奖项名单决出，国内译者和出版机构会抓紧对获奖作品进行译介出版。在文本之内，可发现这些作品普遍抛弃了历史宏大叙事的写作主题，专注于从底层小人物切入，关注那些历史浪潮中的底层人物、容易被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所忽略的社会议题，如底层生存挣扎、校园性暴力、女性成长困境、现代化弊病等，这些具有思考深度的写作议题，引发了国内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深度省思。

总体而言，中韩两国建交以来，文学交流呈强化态势，在韩流热度褪去之后，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的认知变得更加理性和全面。通过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中韩两国不仅在语言文字上实现了沟通，更在文化理解和艺术价值的认同上取得了进展。这对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