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在短期来看，创作规律是很难进行归纳总结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某种本质化的真理抱有什么期望，那种想法和思维实际上是在回避文学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学跟自然科学的迭代更新不同，不是那种特别讲究“时效性”的知识产品，而是一种超越地域与时间的情感、精神与思想文化产品。另外，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不同的身份阅历、教育程度乃至生活状态的人对于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理解，这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关键是要多读。读的作品多了，有了全面和总体的视野，也会增进对某一个单一作品的深入诠释。

李 浩：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请允许我先略略叉开，先谈一个另外的但又有着相关性的话题。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我们可能先不用以专业性的姿态教给读者怎么去读书（我不否认它的重要），而是可以先从“知识敬畏”和“知识尊重”开始，有了它，我们谈论如何更好地阅读才可能有效。知识被尊重，知识者被尊重，良好的、有效的阅读自然会到来，否则可能是缘木求鱼。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大约是一个全民读书的时代，大家对知识的如饥似渴表现得相当淋漓，有一本书，你读到了我没读到我就会感觉羞愧，我会想办法连夜找到那本书；邻桌光着膀子的饕餮客，仔细听他们的对话，会发现他们争论的是尼采、费尔巴哈。在那样的大氛围中，文学阅读自然会成为每个人的内需——我相信，这样的日子还会到来。我们引导，建立，而首先建立的是对知识的国家尊重和全民尊重。

小说是虚构，它建造和编织动人的故事，它不等于也永远不会等于现实，只是其中一定会包含着作家遮遮掩掩的真情，从小说中寻找现实,将它简单地对应生活日常是无效的。我们说巴尔扎克写下的是时代的“巴黎现实”，但其所有故事都是虚构出的，而且他专注的均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守财奴，巴黎并不都是这个样子，波德莱尔笔下的人物则无一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出现，他们各自选取了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将它放大……我们从他们那里看到的是人类人世的不同面影和不同侧面，而绝非巴黎专有。小说有时候会压低主人公，会制造波澜，使他的需求在即将得到的时候再次失去……这是符合我们阅读心理诉求的，文似看山不喜平，即使在一些概念化严重的小说中,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形象我们也会为他建立对立面，安排对抗的力量——其中的有些丧失并非说明作家恶毒，可能恰恰相反，作家为了能够唤起我们的悲悯和同情而“下了狠手”，恰恰表明作家富有同情心。契诃夫的《万卡》，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均是如此，我们要知道，作家需要通过悲痛的故事让我们生出理解和同情来，他下手的时候只能显得“狠”一点。前面，我谈及的常识部分也可算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言说的，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李 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也是要在顺应趋势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阅读接受思维”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作家不能只管写、不管读，文学说到底是写给人读的，对读者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的思考参照，从来都不是一件不妥或丢人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作家已经作出了很多尝试，具体来说，现在我们的文学叙事比以往更注重可读性，类型文学的许多叙述策略和艺术手法常常被纯文学取其精华地借鉴过来，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重视；除了叙事类的作品，就诗歌来说，当下纯粹修辞空转“玩技术”的写作，也已经不再是主流。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我觉得也是大势所趋。这是就风格和手法（“怎么写”）而言。

就题材内容而言，我认为文学创作也应该努力在“写什么”上同公众生活对接对话。就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我自己其实是觉得，关于文艺青年、苦闷精英的故事可以控制增量，写“百家事”“各业人”的作品则不妨多些再多些——这当然不是搞“题材决定论”，而是说，今天的文学理应在经验结构和关注视野上寻求平衡、打开宽度与纵深。想让公众来读你，你首先得去读公众。当然我也明白，在行业分工高度精细化、个体生活经验越发分化也越发复杂的当下，这种“平衡”“宽度”和“纵深”是不容易追求的，要真正读懂不同的人、写好不同的人，也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是，文学创作不就是一件迎难而上、突破自我的事业吗？艺术创造的事情，什么时候容易过呢？只有从难的地方突围出去，未来的空间才能是更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