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脚步丈量山区的这片土地,认真搜寻山区人民一个又一个细微而感人的故事,感知乡村追求共同富裕带来的巨大变化,解读浙江山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这一不断迭代升级的民生工程的文化基因和成功密码。”这是李英在其新作《群山回响》“引子”中的一段引言。如“引子”所示,该作题材题旨关联着乡村,是作者乡村书写的拓展和深化。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李英是一位“村子里的作家”,乡村是他深挖的一口非虚构创作的井。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报告”,其时代性的取材和主题表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价值生成的关键要素。
《群山回响》取材的是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的伟大实践,摄取的是新时代浙江新山乡巨变的美好画卷。千村万户合唱新乐章,青山绿岭弹奏进行曲,作品回响在读者耳旁是一种欢欣激越向未来的时代之声。经过多年的系统实践和接续奋斗,“千万工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引来的“三美”(建设美丽生态、做强美丽经济、创造美好生活),使浙江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生机盎然。《群山回响》是对“千万工程”所作的具有覆盖面也有深度的书写,而其意义也正关联着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宏旨。作品所写关涉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现代化建设等,是一部言之有物、内涵丰富,具有沛然时代气象的报告文学。
《群山回响》事关“国之大者”,但作者的写作并没有直奔主题,以概念化的宏言大语演绎时代议题,而是通过展示特定物景、讲述独特故事、描写个性人物,敲出属于浙江山村的“回响”。作者注重的是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支撑作品的时代主题表达。全书20多万字,共分为五章。细读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变”是其中叙事的重要关键词。“变”实际上给出的是叙事的历史维度,远去的灰色历史背景彰显出的是壮美绚丽的新的时代。作者注意将山村置于当代历史的流脉中加以细察端详,通过山村前后的鲜明对比,具有可信度地写实了它的历史性巨变,以历史性的生成凸显出对象时代性的建构。路是山村脱贫致富的制约性因素,因此《群山回响》将其作为叙写的重点之一。“在浙江的大山里,许多农民隅居偏僻的村落,他们曾经被大山阻隔,曾经为大山所困”。路的故事中写满了过去山民的艰难和苦涩:“一担进一担出,牛肩头马脚骨”。“油盐酱醋都要翻山越岭到山下镇子里去买,每次都要挑着担子起大早出门,晚上披星戴月地回来,一走就是一整天。”更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愚公移山”开路建桥精神壮志的特写,“他们曾经付出过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奋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不仅班车可以直达县城,而且还迈进了“高铁时代”。“路通则兴,路畅则富”,山村振兴进入了快速路。作品不仅真实展示了令人欣喜的山乡巨变的美好景象,而且还深挖创造历史性改变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除了大时代的原动力之外,更有山村人民渴望美好生活的不竭内驱力。作品用不同笔墨描写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山村干部和普通百姓,叙写他们的业绩事迹,也刻画他们的精神性格,是个体生命的塑像,更是集体精神的刻录。“我们横路头村的精神就是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扛、一直做、一块拼、一定赢。”《群山回响》回荡的正是山村人民齐心协力开新篇的精神交响。作品尤其可喜的是给出了新山乡巨变中的青年力量。“山中青年”有的开启了山村的“创客时代”,有的打造“龙游飞鸡”的品牌,带领山民脱贫奔小康,有的则实施旨在“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我的幸福计划”。以山民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这些“山中青年”的叙事,让山村可持续更美好的未来尤可期待。
除了时代性、历史性特质以外,流溢在《群山回响》作品中的是它的文化滋味,由此生成其鲜明的文化性。文化性不仅可见于作品对山村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历史遗存等的叙写之中,而且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还在于对山村文化现实创造的摄照。文化润山村,也可兴山村。作品通过具体的文化叙事,写出了乡村振兴中山村文化创造的多重意义。“父亲的水稻田”就是一个颇有意味和情趣的文化创意。这是策划实施者“稻长”“写给城市的稻米书,也是写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的父亲的散文”。“父亲的水稻田”只是“一块纯自然的袖珍型普通水稻田”,但它不仅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也成为许多“稻友”躬耕体验的热土。水稻土所“导”出的意义在于它留住了乡愁,呈现了农民劳作的价值,“它以农耕文化为契机,联通了农村与城市”。这样的文化叙事相对于修路建桥、特色产业发展等的书写,显得有一些“柔软”。但柔软的导入不仅带给读者轻闲逸趣,而且刚柔相济正是山村之美的要素所在。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