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强
站在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讲述”（呈现）一个故事，意味着架构一个可供观看或阅读的文本。而要构筑一个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谁来讲述故事？“叙事人”是每个叙事文本所不可或缺的。就影片而言，镜头“话语”的组织、文本时间畸变的处理、时间信息范围的框定、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无不受影片“叙事人”的“声音”的制约与导引。不同的视点构造出不同的叙述层次，形成多种多样的叙事叙述焦点。叙事人的人称与叙事视点的设置与变化都会影响影片故事的讲述。
《雪豹》一片在叙事人称与视点上是较为复杂的，影片采用了多人称和多视点的叙述方式。既有叙事完全由电影的“呈现”系统“镜头——影像”来实施第三人称叙述，这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代表着摄影机和观众的纯客观视点，也显现出万玛才旦“主位视角”的叙事姿态；同时又有州电视台记者采访以“他者”身份进入叙事主线而产生的貌似客观实则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客位视角”。此外，影片两次闪回的黑白时空里，又有雪豹和雪豹喇嘛二者的正反打主观视点，而这样多人称多视点叙事，恰好构成了对藏族传统文化理解和表达的“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体现出万玛才旦对藏族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复杂处境的反思。
厚重深刻、多义宽广的主题意蕴。万玛才旦一直努力坚守其藏族影像创作者的本位，以“主位视角”寻找藏文化通过电影语言展演与传播的阐释路径，展现本民族的核心文化内容与价值观念，抵御被外界视为“他者”的猎奇想象，自内而外地思考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万玛才旦拍摄了大量“主位”电影。如《静静的嘛呢石》通过描述小喇嘛的日常行为，沟通宗教与世俗生活的边界；《寻找智美更登》以藏戏演员的寻觅之旅，揭示民族文化根源与人类共通情感；《老狗》借助一条藏獒的命运，反思藏族传统价值观的坚守困境；《塔洛》借由一位牧羊人塔洛在县城的“滑稽”遭遇，折射现代工业文明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冲击；《气球》以气球这一意象为线索，串联了基础教育、计划生育、轮回观、女性主义等议题，对藏族社会变迁进行全景式隐喻表达。
同样，《雪豹》在真实展现藏地人文和自然风貌的同时，又运用极具诗意的镜头重新审视了人性与动物灵性、信仰和法律、生存与规则、执念与放下、私利与大爱等等对立关系，影片主题厚重深刻、多义宽广。万玛才旦在该片中坚持从民族主体性出发，以本民族的“主位视角”来取代外族人的“客位视角”，颠覆了以往藏族题材电影魅影化的景观想象，实现了藏地景观、故事以及民俗文化的“祛魅”。
同时，州电视台前来采访的四人，作为新闻记者，客观真实全面详尽地报道新闻事件是记者天经地义的职责。但摄影师王旭的汉族身份，加之藏族记者扎登面对这一新闻事件诸多急功近利的表现，都让他们的记录呈现出一种“客位视角”的属性，展现了外来人对其他民族文化以及地区文化的理解面貌，并加以“赋魅”。
在影片中，当喇嘛进入羊圈与雪豹“对峙”，众人惊慌失措“营救”喇嘛时，这一幕记者并没有及时拍摄下来，显然他没有能力捕捉和感受藏民对于雪豹那种动人心魄的热爱；夜晚的生日宴他们四人嬉笑打闹，与旁边因为损失了九只羯羊而愤懑不已的金巴也显得格格不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显然记者没有真正关心和纪录个体因遭受委屈所做出的反抗，更没有感同身受这样一件事对于藏族群众的伤害。扎登将雪豹喇嘛用红外相机拍摄的雪豹舐犊情深的片段发给女友，也更多带有取悦和猎奇的色彩。雪豹咬死九只羯羊被藏族群众围困这件事不过是制造话题的新闻、是一个稀罕少见的新闻点，是他们的工作任务和流量密码而已。片中，他们以“客位视角”出现在影片中，从语言的隔阂到汉族群众角色设置，导演都在让记者以“他者”的身份介入叙事，以“他者”的眼光窥探、凝视藏区的人和事。
这种“客位视角”的设定，是外界对于藏文化态度的一个缩影，是外界对藏文化的猎奇与“赋魅”心态的折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藏族群众金巴显然也很了解摄像机/电视台所具备的“赋魅”功能，他在摄像机前夸张地“表演”与控诉，也是想借助媒介形塑自己的“弱者”形象，制造舆情达到赔偿目的，这体现出万玛才旦对现代社会媒介景观的反思。
“万物平等”的生态思想。这种“主位”与“客位”，不独体现在导演与记者“他者”视角的差异上，也贯穿在藏族群众与雪豹的互为“主位”“客位”视角的辩证关系中，体现出万玛才旦“万物平等”的生态思想。
影片多张官方海报都以“谁闯入了谁的世界”为主题词，这是电影的“文眼”，更是导演对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之间深层次交锋的省思，是对整个电影主题的深刻提问。
影片有两处表现喇嘛与雪豹建立生死相依关联的段落。第一次是喇嘛跳进羊圈与雪豹的“对峙”，在这一场景中，导演运用正反打叙事视点，将镜头在喇嘛和雪豹之间来回切换，并通过雪豹眼睛大特写，完成主客位视角的转换融合。正反打镜头下，喇嘛注视着雪豹，神色悲悯，雪豹看着喇嘛，面露愧色。而通过雪豹眼睛大特写，镜头闪回进入到一个黑白超现实时空里，回溯了多年前喇嘛放生了因猎杀羯羊而被藏族群众鞭打惩罚的雪豹这一过往，尔后镜头闪回到现实彩色时空时，以喇嘛的面部特写做结。第二处的镜头剪辑如出一辙，不过是叙事上变为雪豹拯救了因迷路而奄奄一息险些冻毙在暴风雪中的喇嘛。两个故事，雪豹与喇嘛似是一场轮回，各自实现对对方生命的救赎。两个段落，借助镜头视点在喇嘛/雪豹、主位/客位视角的自然转换，表现了导演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牧民眼中，雪豹闯入了他们的羊圈咬死羯羊是对他们命运的威胁、财产的侵害，但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张对动物生存环境也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于雪豹而言未尝不是牧民闯入了它们栖息和生存的世界。立场决定了“入侵”和“被入侵”的界限与身份，而喇嘛与雪豹互为救赎的关系又在暗示着多物种之间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可能。
万玛才旦借助这种主位和客位视角的融合转换表达了他对人类与自然、规则与生存关系的思考，体现出他的“万物平等”的生态思想，重塑了人与自然万物互相尊重、平等互动的生态自我。生态伦理学家余谋昌先生说：“所谓自然界权力平等，是地球上各种生物共同分享地球生态资源。”在万玛才旦镜头之下，人与自然呈现为一种主体交互与共在的关系，“在所有存在物之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藏地因民俗文化独特鲜明，在物质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上都有着独有的藏民族特色，因此，有关藏地的影像自然就成为人们想象藏地景观和文化的媒介。而万玛才旦的9部作品，均运用主位视角，突破了外界对藏文化的猎奇幻象，深入到生活本体与思想表达的层次，对当下藏区现实生活做客观纪实性表述，又不断反思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复杂境遇，同时传递着基于藏族乃至中华文化而被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呈现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编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