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雨过后的空山谷》是一部不断“对抗”思维惯性的寻真之作。这既是创作者的一种思维惯性“对抗”，也是当代人在认知儿童、对待儿童问题时的一种思维惯性突破。《新雨过后的空山谷》在“对抗”思维惯性的过程当中，循序渐进，引导我们去探寻心灵真相究竟是什么。
第一重思维惯性的突破，来自故事的框架，这个故事框架其实是有原型的“真人秀”，一位导演和一位摄像师策划了一档名为《灿烂青春期》的真人秀节目，锁定了一些“问题孩子”，把他们送到乡下去接受艰苦的锻炼，希望他们能够实现蜕变，成人导演自诩“功德无量”——这是我们的一种惯性思维。在这部作品当中，作家圈定的几个典型的孩子：羽枫、马东明、渔歌和小胖，他们所谓的“问题”非常复杂。这些问题，有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定位的摇摆，有的则是家庭问题。当这些家庭问题一下子倾泻到孩子身上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不配合”。这种“不配合”是否可以被简单地定性为“叛逆”呢？或许，这首先就是个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
当孩子们到了所谓的“叛逆期”，家长们感到无措，于是把他们送去“改变”，这是家长们寻求化解方式的过程。但《新雨过后的空山谷》的处理方式值得深思，这里每一个被送来的孩子，都不完全是被动的，这几个孩子在内心深处都主动做出了选择。羽枫和渔歌甚至站在更高的思想立场上，为自己的父亲化解尴尬，为了自救，也为自己的父亲创造机会走向新生活。
作品中，第一重故事架构的思维惯性被打破之后，我们发现，这种对抗和冒犯的“问题”背后，是“真实”。这个真实的问题，需要我们把成人和孩子放在一个公允的全知视角下，不带成人权威地去判断这件事情。打破了成人的话语权威，孩子青春期“叛逆”背后的复杂成因才得以真实地凸显出来。很多时候，它并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第二重思维惯性，来自故事的走向。这个故事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模式：把一个城市孩子送到乡村，乡村的纯朴、美好感化了这个孩子，乡村的艰苦劳动使少年实现完美蜕变，孩子重新认识了人生的价值，成人的目的达成。这已然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但《新雨过后的空山谷》把这重惯性也打破了。主人公到了乡间以后“脱轨”了，他们脱离了成人的预设，脱离了导演的预设。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坚定地主宰了节目的走向。这也是对当代儿童时代特性的精准把握。
在这几个孩子当中，羽枫的忍耐力是惊人的。城市孩子并不一定是娇气的代名词，羽枫甚至用忍耐的方式“以毒攻毒”地化解了自己心中的痛苦。在羽枫的故事里，不是成人带着她“改造”，而是这个孩子带着成人“飞翔”，带着乡间的爸爸妈妈重新释放天性，感受生命中的美好，在这份纯粹的美好中实现自我修复。小说里的多数孩子都不按成人制造冲突与感动的台本走，他们“失控”了。节目结束，他们也会感动于乡间淳朴的感情，会与乡下爸爸妈妈抱头痛哭，但他们又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成人定义中的“乖孩子”，温顺回归，而是确认自己的道路，达成自我的选择。羽枫的选择离家、渔歌的得胜回归等，都是自我的确认与选择。这种“失控”，换言之，这样的心灵成长，是我阅读过程中最大的惊喜。《新雨过后的空山谷》写出了属于当代少年的问题与成长。
第三重被打破的思维惯性，来自故事的结局。如果我们仅仅看了前四章，可能会为这部作品作出一个良好的评价，但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后一章，我们就错过了一部佳作。这部作品因为有最后一章的存在而变得非常独特。前四章，当作家平行设置了四个孩子的四个故事时，我们习惯性地会去考虑作家如何更好地将这四个孩子的故事聚拢、交织，让它们最终糅合成一个整体。翌平的这部作品，显然突破了这种习惯性的设计。最后一章，作家突然把“幕后”推到了“前台”，以一个“终章”曝光了幕后的导演与摄像，他们的心思与理想，是要做一场与众不同的、“真实”的真人秀——这便精妙地解释了导演为什么能容忍孩子们跳出节目预设，并坚持拍摄记录的“初心”。追求“真实”的导演和摄像师，给予了孩子们自我的空间。不以博取收视率为目的、带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导演和摄像师，让节目中的孩子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成长轨迹。
真人秀节目在这个时代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真实”恰在这个时代这类节目中稀缺。作家敏锐捕捉了这一现象，在《新雨过后的空山谷》中，以真人秀视角追寻儿童的真实成长，以“守望者”的立场，书写少年主人公真实的、不断寻找和确认自己的心灵道路，给予儿童一个包容的、有信任感的成长空间。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一个成长的灵魂中都会有一些美好的灵性因子逐渐生长出来，外在表现的反常与叛逆，可能是成长的心悸与躁动吧！”我认为，这正是作家想要呼唤的一种基于儿童的理解尊重和基于成长的信任。
终章之中，作者又巧妙设计了一个人物——导演的老师，他反复地追问导演和摄像师，你们想做的究竟是什么？这其实同样是对“惯性”与“成见”的警示，也可视为作家对自己的不断警示与询问，是不是滑入了惯性，是不是背离了初心，是不是抵达了真实。这些环环相扣的设计，给人以连环的、惊喜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