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为心声。侗族作家杨仕芳的新作《新声》，是一部题材小微、意旨却是别见洞天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取材于乌英苗寨群众开展语言学习的故事。在过去，这里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不懂普通话，给他们带来种种的不便。如今苗寨儿女不仅能够走出山寨，“在乌英拥抱世界”，而且“好像人生再来了一次”，灿然的脸上洋溢出明媚的笑意。乌英苗寨回响着欢声笑语，这样的“新声”抒发的正是人们歌咏新时代的美好心声。

“乌英”有着美好的寓意，苗语的意思是“美丽的新娘”。乌英苗寨地处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处。这是个特殊的跨省村庄，一半属于广西，另有一半属于贵州。这样的特殊地理，使它保持了独特的自然之美，但也因此导致它在一段时期内与时代的发展不同步。特别是不少村民“因为与外界的语言不通，被拖住了脱贫奔小康的步伐”。“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针对这种情况，当地组织实施“双语双向”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对存在普通话交流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普通话培训，对不会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交流的乡镇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进行民族语言培训。杨仕芳的《新声》以乌英苗寨这一个案典型的深度叙写，反映“双语双向”培训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其意义。这种意义包括但不限于它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助力，更深远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需的“语言共同体”建设这一基础性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是重要前提。只有语言相通，才能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因此，《新声》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小见大的主题写作，它与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大旨息息相关。

《新声》与我们常见的主题写作作品面目有所不同。这里没有新闻导语式的开篇，而以“2022年11月26日乌英苗寨的清晨”的风景描写起笔。村庄“从梦里醒过来了”，“从村子里传来‘吱吱呀呀’的开门声、大人的叫喊声、小孩的哭闹声、鸡鸣狗吠声，充满着烟火气”。这样的文字大致上就定下了作品书写的基调，也表明了作者紧贴着乌英苗寨而写作的姿态。文本主要内容的表达，自然也少见新闻通稿类的用语和模式，有的是除却了虚构以外的小说的叙事模样。主题创作因为题材和作者的不同，应当有种种差异而相宜的形制。小说家杨仕芳写作报告文学《新声》，能根据独特的题材和内容，寻获并建构出“得体”而具有表现力的方式，其核心是将主要人物命运与语言关联的故事设置成作品叙事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梁足英是《新声》的主人公，具有题材表现所需的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说，“我从梁足英的‘声音’开始，追觅她和同学们内心的‘声音’，最后抵达新时代的众声”。在这里，“声音”是苗寨妇女练习说普通话的声音，更是伴随着她们人生命运的回响。

不同于小说典型人物“杂取种种”的虚构合成的方法，报告文学的典型人物需要写作者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去发现、去选择、去提炼。《新声》中的梁足英的真实故事，是乌英妇女命运史的一个缩影。她渴望上学但是只能失学，既是因为家里贫困无法供她学习，就连“男娃读书也不易”，也是此地重男轻女思想的设限。她和她的同伴成了“放牛女娃”。不认得汉字，不会说普通话，带给梁足英种种的不便。作品以一系列故事的讲述复现了梁足英曾经的遭遇和困境：女儿出嫁后，到女儿家和亲家聊天，可“我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我说我的，她说她的，就像鸡同鸭讲”。到医院就诊取药，因为语言不通也多有困窘。而改变这些困窘的，正是行进时代中的伟大力量。通过普通话的学习，梁足英不仅能够走出乌英，走到柳州，还“把苗族历史穿在身上”，走到更远的地方介绍民族文化，展示乌英女性的形象。这就是普通话学习给梁足英她们所创造的“诗与远方”。作品以对比结构的设置，以嵌入人物人生的“语言故事”的叙写，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大时代之变和民族地区开展双语学习尤其是普通话培训的积极意义。由此，也为作者对“双语双向”培训班这一“本事”的书写，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叙事逻辑。普通话的学习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梁足英们的切实关怀，同时也是她们人生经验启示后的内在要求。作品通过具体情节和细节的叙写，再现夜校学习、家庭学习和个人学习等生动场景。同时也记写了语言学习中驻村工作队、村组织、支教老师、志愿者等的合力作为。可以说，《新声》是“双语双向”培训班乌英范本的一个细实报告。

报告文学的写作一般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而《新声》设置的则是第一人称的“双我”叙事，即主要人物梁足英的自述和作者“我”的叙述。第一人称的叙事使所写显得更真切，特别是能更方便呈现出人物的心理世界，但第一人称的叙事是受限叙事，而作品组织的“双我”叙事则形成了内容互补，作者见闻感受的表达补充丰富了梁足英的自述，有效地拓展了作品整体的叙事时空。《新声》中的语言叙事是更多时代信息的载体，它传输的是时代之变和人物生活和精神之变。“听见海的声音”“复苏的空巢村”等的书写，传递出的正是新时代悦耳的“好声音”。这是《新声》更深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