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锐是一位我熟悉而又略感陌生的朋友。说熟悉，那是因为她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不久之后，我们就相识了。她以当时最高的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学历，主持过《文艺报》的儿童文学专版好几年，而我恰好是《文艺报》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的编辑和记者。

初识汤锐的时候，她还非常年轻，文静且有锐气。汤锐以非常高的专业素质完成着她的本职工作，她似乎永远沉静地微笑着、聆听着，也思考着。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庐山新潮儿童文学研讨会上，她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也行走在庐山的云雾中。

说到和汤锐有几分熟悉，我可能也只是大略而已。若要说略感陌生，也有几分准确。因为，我虽然与她一同参加过若干次研讨会、座谈会或者儿童文学委员会年会，但是除了会议上的碰面之外，我们几乎没有私下里的交往和深谈。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家庭生活，也不了解她的女儿。唯一见到她女儿的那次，是在很遥远的一次中学生作文的现场评奖会上。当时，汤锐带着还是小学生的女儿一起出席了那次匆忙且紧张的评奖。小小的女孩子坐在座位上做着自己的作业，而她的妈妈在点评着一篇又一篇孩子们的作品。安静的小女儿让我感到惊讶，我对汤锐说：“你女儿真的很有定力，在这样的场合还能完成作业。”印象中，好像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汤锐的女儿。但她和妈妈一样的沉静、稳重，令我记忆犹新。

熟悉而又陌生的汤锐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了朋友们。她的决绝和果断让我感到震惊，也感到一种尊敬。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她给曹文轩留下了一段文字。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季的深夜，文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有一种哽咽和哭泣的悲凉，他告诉我汤锐走了，还说看到了她的遗言，开始以为就是普通的微信，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她和我们最后的诀别。接到文轩的电话以后，那一夜无尽苍凉，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无数次与汤锐一起开会的场景，想起她最后一次参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活动时，拄着手杖、坚强地独自上台颁奖的身影。

汤锐是一位学养深厚、修养优雅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她对当代中国的童话、小说以及儿童诗歌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被她评论过的作家大多成为了她的朋友，他们都在感念着汤锐，包括年逾90岁的束沛德先生，不久前也曾写下了一篇深情怀念汤锐的文章。她生前的许多朋友们的文章陆续刊载出来，逐篇逐字流淌出炙热的思念，混杂着悲凉的心情。我想，这种矛盾而复杂的情绪也体现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匆匆忙忙地来到人世间，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匆匆离开。

仅仅在这几年里，我们先后告别了徐怀中、葛翠琳、任溶溶、孙毅等长者，也告别了比他们年纪略小的刘先平、张秋生以及和我同龄的董宏猷、李迪、何申等。可惜的是，汤锐是我们“50后”作家里的“小字辈儿”，她一直是我心目中安静的小妹妹，未曾想却决然地先我们离去，到另一个世界去继续她的儿童文学研究。我想，她一定正带着惯有的宁静和安详的微笑，注视着她所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和一部一部朋友们的作品。

汤锐留在世间的文字，是她用心血和智慧写下的逻辑鲜明、感情充沛的文字，这些文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一个认真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离去，是儿童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但她的文章又留给我们若干的思索和启迪，使当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向着阳光、向着未来展翅腾飞。从这个意义来说，汤锐并没有走远，她还始终走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