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代，鲁迅的人生流离与精神彷徨是从兄弟失和开始的。少年时代，鲁迅经历过“从小康坠入困顿”。《呐喊》完成后，鲁迅离开三代同堂的八道湾十一号，从“呐喊”坠入“彷徨”。
在大宅院居住的最后阶段，鲁迅写下的《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都是田园牧歌的小品，小说场景从囚禁狂人的铁屋子、黑黢黢的寻医问药的夜、织布机旁绝望的母亲等待的明天和沉闷无聊的酒店与茶馆，转换为温馨和惬意的都市家庭。
《社戏》中，家乡铅一般沉重的天空出现了照耀夜船的光亮，与城市戏园里的闹嚷和混杂、虚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乡社戏舞台和一起看戏的小伙伴的天真、淳朴和友善。在《呐喊》初版的末篇《不周山》中，鲁迅更是用女娲补天的壮志豪情来诠释文学创作的本质，叙事之笔爆发出令人惊奇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但1923年8月，就在《呐喊》正式出版时，因与周作人的失和，鲁迅黯然离开大家庭，从定居和群居到寄居和独居，再次沉入黑暗和郁愤。
租赁的房屋在西四牌楼南面的砖塔胡同——据说这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元代关汉卿的杂剧里就出现过。俞姓同乡租住的一个院子中正好有几间房空出来，便转租给鲁迅夫妇。这里当然不是长居之所，所以，鲁迅住下后立即开始找房。
在暂居的几个月里，鲁迅写作了多篇作品，完成了《嵇康集》的校勘和在讲义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编纂。在这里创作的四篇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作为《彷徨》的开首，尤其引人注目。
二
砖塔胡同东口有一座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是金元时期的僧人万松行秀禅师，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老师。后人为纪念他，修建了砖塔埋葬其灵骨。鲁迅上下班都要经过胡同口的塔园。虽然这座塔没有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但《彷徨》的第一篇《祝福》或者就有来自佛塔的触动。
因为是宗教活动场所，这里每逢节日就特别热闹。人们闲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思考精神层面的东西，如灵魂、福报之类。就像祥林嫂回溯自己的经历后，寻到一个捐门槛赎罪的办法；当这个办法也行不通的时候，她便向回乡探亲的“我”探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民众，无论阶层高低，无论过得好坏，都不能不也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那时的北京城里有几千座各类庙宇，虽然不一定能回答问题，至少能给人一些安慰。
鲁迅曾描述过自己离开八道湾到砖塔胡同以及购置房屋这一阶段的创作：“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生活是孤独的，事业也没有了伙伴，不像初登文坛时的“听将令”而呐喊。因此，以这四篇小说为首的第二本小说集，他就命名为《彷徨》。
“彷徨”是蜿蜒曲折地前行，是流离漂泊，是迟疑不决，是无路可走。
这几篇作品中都有流离者的形象，一如作者的生存状态。鲁迅曾对亲友说过，自己是被日本女人——二弟媳羽太信子——从家里驱逐出来的，因此曾取笔名“宴之敖者”，其心中的怨愤可想而知。
第一篇《祝福》为《彷徨》定了基调。祥林嫂被三纲缠身，被五常禁锢，被三座大山压垮，被儒道释吞噬，一生太多苦难，似乎是为验证佛教的“苦海无边”，还不如被镇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尚有有朝一日塔倒获释的希望。鲁迅写祥林嫂在年节祝福声中带着绝望和迷茫倒毙在雪地上时，会不会联想到自己也深受漂泊之苦，辛苦辗转，好不容易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安顿下来，不料家庭琐事引发的矛盾导致自己在大家庭中的“执事”资格被剥夺而走上流离之途。《祝福》的结尾，似乎松了一口气：“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其实颇具讽刺意味。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正值夏历年节，砖塔胡同东口的万松老人塔周围想必满是祈福的人们，不远处白塔寺庙会也熙熙攘攘，鲁迅不必遥想故乡，从周边环境中就能体会到悲苦、欢欣、离奇和荒诞。
祥林嫂一生常在流离中，大多时间没有自己的家，即便有，也只是家庭的附属品、可以买卖的商品或可以被随便清除的赘物。小说中的“我”也好不了多少：“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在“我”暂居的四叔的宅子里，书房壁上挂着朱拓陈抟老祖写的大“壽”字，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的半幅对联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窗下案头有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以及《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之类，至少从灵魂上让“我”感觉回故乡如在异乡，与祥林嫂一样是无家可归之人。
在《故乡》中，鲁迅最后一次“肉薄”故里。《祝福》是鲁迅北迁后第一次“《故乡》式”精神返乡，作品中情绪悲苦和世事残酷的程度比《故乡》更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彷徨》不仅是《呐喊》的延续，而且还是强化，说鲁迅“从呐喊到彷徨”是思想落伍、精神颓唐，是皮面表象之论。鲁迅文学的核心创造力和经典价值，即对故乡的描绘，也即所谓“乡土文学”或“回乡文学”，如果没有经历“彷徨”阶段，没有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及1925年的《孤独者》等，其意蕴深厚、情绪浓烈程度就大为欠缺。
三
《肥皂》中的主人公、道学思想浓重的旧式知识分子四铭，在公共事务和对外应酬中侃侃而谈，但在家庭生活中却露出马脚，被抢白，被厌恶，被敬而远之，一家之主竟也暂时处于精神流离状态了。四铭是鲁迅在砖塔胡同创作的四篇小说中唯一被鲁迅完全否定的被逐者。“肥皂”引起的性暗示，在社会上或可作为调笑的谈资，但在饭桌上引爆了情绪炸弹——“妇道人家”当着孩子们斥骂四铭：“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于是，四铭“觉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烛，踱出院子去。他来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鸡和小鸡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来，他立即放轻脚步，并且走远些。……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孤苦零丁了。”“来回的踱”，就是“彷徨”的白话译文。
《在酒楼上》中的“我”回到家乡，“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竟”字可以说是鲁迅自己的设想之词，他今后回乡，自然也是如此，因为祖宅早已卖掉。“我”为逃避客中的无聊，到一石居酒楼，雪中眺望楼下废园，看见傲雪的红梅，虽然一时神清气爽，却仍不免发一通感慨：“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吕纬甫南北辗转，半生经历无非在兜圈子，他自感滑稽，对着杯盘碗碟打了一个奇妙的比方：“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坐在对面的“我”的回应，是自己“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小说作者亦然，行走而且呐喊，辛苦辗转，又回到彷徨状态。小说内外，同是天涯流离人，结局是各自回到孤独中去：“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幸福的家庭》题目反讽意味十足。显然，这个三口之家是租房居住的所谓“北漂”，收入不高，日常为柴米油盐算计。在物质生活层面，鲁迅虽然比作品中那位写手要好过得多，但流离的状态相似，而且与自己在八道湾的生活相比，有所下降。回故乡既十分尴尬，在都市的生活也很窘迫。在砖塔胡同，鲁迅不但要打理家庭内外事务，而且还要继续找房。于是鲁迅安排准备创作优美作品的主人公被妻子买劈柴——鲁迅居住的砖塔胡同离劈柴（现为辟才）胡同很近——的讨价还价声打断，终于，负有养家糊口重任的写手在稿纸上算出总数：“五吊八！”文学创作稿纸充当了家用账簿，自是很讽刺的事。
四
这四篇作品都塑造了在生活中失败的流离者形象，不同程度上折射了鲁迅的生存状态。当苦难或烦恼堆积如山，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时，会进入失语或自言自语状态，轻的像吕纬甫的讲述故事，重的如祥林嫂精神恍惚的絮叨。《幸福的家庭》中那位不能得到幸福生活，便是连最低限度的安静环境也得不到的写手，其实也已经进入“祥林嫂式讲述”状态：在一张绿格纸上“毫不迟疑，但又自暴自弃似”写下题目《幸福的家庭》后，笔就停滞不动了，因为不知道将作品背景设在哪里。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山东河南上海天津云南贵州，都不合适。主人公自言自语的构思过程戳破了“幸福家庭”的虚幻泡沫。
鲁迅自己在遭受了流离的苦楚时，会有怨愤，却不能向外人道，实在不得已，就借助小说宣泄出来，反讽的表达当然也是宣泄方式之一。
在精神的回乡途中，鲁迅将家庭的往事记述下来，是在回味过往。吕纬甫在酒楼上向“我”讲述两件十分痛切的往事，一是想见那个身体孱弱、被人恐吓而早死的姑娘而不得，一是为自己早夭的弟弟迁坟，都融入了鲁迅本人的经历。
鲁迅在《彷徨》首篇《祝福》一开头，就托出他沉吟思考的人生根本问题，即祥林嫂所探寻的“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更可怕的是，祥林嫂的命运和“我”的支支吾吾的回答表明，人们都可能在没有弄清楚根本问题之前死去。这种恐惧折磨着发问和被问的人们，折磨着自言自语的人们，包括暂居砖塔胡同、处在人生彷徨期的鲁迅。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