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是以字带词，兼具语词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中华书局于1915年发起编纂，1936年至1937年出版第一版。1957年9月毛泽东同志视察上海，接见了《辞海》主编舒新城，肯定了舒新城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195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开始了《辞海》修订出版的新历程。之后，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先后担任主编，自1979年始，《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逢“9”的年份出版。2008年10月，夏征农逝世，陈至立接任主编。

2008年8月4日，我奉调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此时，正是《辞海》第6版修订出版的攻坚阶段。宣布任命的会议一结束，我即去拜见《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同志（巢峰同志时已年过八旬，仍坚持天天到社里上班）。见面没有客套话，老爷子说：“彭卫国同志啊，你虽然不兼总编辑，但《辞海》的事情你要集中精力抓啊！大型工具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你这个一把手不抓，别人是抓不起来的。”于是，我便与《辞海》结下一段缘，做过一些事儿。

解决内容上的疑难问题

《辞海》第6版的修订工作2006年启动，到我接手时，绝大部分学科的条目已经进入二校阶段。编辑的重点工作就是解决一些疑难问题。2300万字的篇幅，要解决的疑难问题很多。

书证的纠结。限于条件，《辞海》从第1版到第5版，均未对释文中的书证进行核查。每版出来之后，读者意见最多的也是书证中的讹误。据统计，《辞海》引用古籍500余种，单篇古诗文近13000篇，逐条核查难度可想而知。查还是不查？确实是个问题。查，会影响进度；不查，会影响质量。我和总编辑潘涛认为有条件查，也应该查。于是让语词编辑室一周内制订核查书证的实施方案。语词室主任陈崎同志（现任辞书社副总编）倒也是个麻利的主儿，三天后就把方案做好了。于是，我们动员社内编辑和社外专家150余人，花了近四个月的功夫，完成了书证的核查工作。共查核书证近8万条，查出讹误1800余处。通过这次大规模书证查核，大大提升了《辞海》的质量。

送审的困惑。《辞海》包罗万象，出版管理部门要求送审的类别全部涉及，工作量大，涉及面广，还不能耽误进度。在辞书社上班第一天，辞海办公室就把宗教学科的条目全部摞在我办公桌上。看了稿件流转单，才知道关于宗教条目审，社里相关部门有分歧：宗教编辑室的同志希望全部700余条条目都送审，辞海办公室的同志认为应该抽出我们把握不准的条目去送审。双方僵持了四个多月。我找来相关分管领导和编辑室的同志，表明自己的想法：出版社是出版物内容把关的第一责任人，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不能一股脑儿把把关的责任都推给审读部门。未修订的、小修小改的条目就不必要送。最后达成一致，只送新写的和改动大的条目中我们把握不准的，共49条。在一次辞海专题会议上，巢峰同志提出中共党史人物条目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评价标准（俗称“头衔”）不平衡。有些参加革命早、地位高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有些参加革命晚地位相对低一些的人倒有。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标准，送审时就经不起询问。当时又没有可供参考的文件或者规定，经过辞海专题会议（由社长主持，分管辞海的社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巢峰同志出席并讲话，每周一次）讨论，由巢峰同志执笔起草了《〈辞海〉（2009版）中共党史人物条目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头衔的掌握尺度（试行稿）》。根据这个文件，编辑室对相关条目进行梳理。送审之后，审稿单位果然来询问，“无产阶级革命家”你们是否有标准？我们把文件发给他们，得到了认可，顺利通过。“高句丽”条目送审后，审读单位对释文提出修改意见，大致意思是原来的释文可能引起误解，影响外交关系。条目释文是：“高句丽，中国古国名，古族名……”第5版就是这样，第6版未改。怎么修改呢？既要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又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请读者、分科主编、责任编辑一起反复讨论，最后改成：“高句丽，古国名，古族名……”审读单位的专家说：“改得好，各人理解，大家高兴。”

通读的“煎熬”。《辞海》先按学科（涉及140多个学科）编辑加工、发稿排版、校对、通读。六校（厂校3次社校3次）之后，再按音序统排，之后再两校一通读。最后的这次通读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按音序排版后，就没办法按学科按编辑室分工来通读了。时间已经到了2009年的春节之后，按时间节点，主体版本五卷彩图本要在10月1日前出版，向国庆60周年献礼。怎么办呢？在集团的统筹下，我们组织了社内外80余位编辑，每3人一个小组，配语词、社科、科技编辑各一人。每天每人通8面，3天一个轮次，完成24面的通读。即负责语词的读完交给负责社科的，负责社科的读完交给负责科技的，负责科技的读完交给负责语词的，形成闭环。社领导都根据专业背景编进通读小组，最后由总编辑和分管副总编辑解决通读过程中编辑不能解决的问题。参与通读的同志都是夜以继日，社领导白天有日常工作要处理，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快节奏、高压力，大家度过了“难熬”的两个多月。许多同志包括我都得了“红眼病”（眼睛充血）。

解决营销上的悲观情绪

“对不对，查《辞海》”曾经是广大读者的口头禅。从第1版到第5版（1999年版），《辞海》从来没有担心过发行量。但到了2009年，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电子书、网络检索工具纷纷出现，找“度娘（百度）”的人多了，查《辞海》的人少了。在这个大背景下，“《辞海》编出来了也卖不掉”的论调在社里颇有市场，许多同行也为我们捏一把汗，社里甚至有人说《辞海》第6版是压垮辞书社的“最后一根稻草”。花了五六年工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出来一个没有市场的产品（尽管它称得上精品），“过了苦日子，还得过苦日子”。发行部的同志也是忧心忡忡，“压力山大”，都觉得市场前景不容乐观。经过调研和分析，我们有了基本的判断，即《辞海》的品牌影响力仍然存在，《辞海》的科学性、准确性超过当时的一些网络检索工具。于是在2009年2月社里制定了比较可行的营销方案。第一，主体版本（彩图五卷本）的目标市场是图书馆和高端个体读者（主要是专家学者）；第二，定价符合市场需求，精装5册16开，定价1080元；第三，渠道以新华书店为主，线上渠道限价、延迟发货；第四，根据销量实施有针对性的阶梯式的奖励措施；第五，举办专门的订货会；第六，组建专门的《辞海》宣介推广团队，到各地宣传推广；第七，编发《〈辞海〉发行通讯》，及时向各省新华书店通报发行情况，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形成争相发行《辞海》的热潮。由于措施有效，大家努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体版本累计发行了了14万套，码洋接近1.5亿，主体版本的成功发行，有效提振了全社的信心，也为后续缩印本、典藏本的顺利出版发行奠定了基础。这背后，发行部门同志的辛苦更是故事多多。

《辞海》出版后的全面解剖

2010年5月，辞海编纂处独立运行，我兼任编纂处主任。编纂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编纂《小辞海》，二是处理《辞海》（第6版）出书之后的读者反馈意见，并予以解决。2012年，编纂处根据出书之后的情况反馈和巢峰同志的建议，对《辞海》（第6版）进行全面解剖分析。解剖分析以学科为单位，对整体框架、收词、释文、配图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经过编纂处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共同努力，到2013年底，分析剖析工作基本完成，共写出分析报告80余篇。对《辞海》（第6版）各学科的全面剖析，是《辞海》出版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为第7版的修订打下了基础。

拿到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2008年年底，《辞海》校样基本排定，正在进行紧张的专项检查和通读。此时传出消息，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历时近十年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即将在2012年下半年颁布实施。此表是在整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基础上制定的，是语言文字的最新、最高和最权威的国家标准。而此前的《辞海》用字，则是根据旧有的国家标准来施行的。依照惯例，《辞海》十年修订一次。如果《字表》准时公布，那么《辞海》刚一出版，就不符合国家标准，且在中途无法改正。在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之后，我们率先拿到了《字表》。此时，《辞海》即将出菲林片，进入印制阶段。使用《字表》修改用字，还是仍用旧标准？社里反复讨论，集团主要领导、巢峰同志都一起参与研究，同时也得到消息，说《字表》已经进入国务院领导的签批阶段。于是我们决定依据最新《字表》的规定，修改了《辞海》的用字。但万万没想到，《字表》延迟至2013年6月方正式颁布。本想领风气之先，《辞海》反而尴尬地成为“不遵守现行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辞书，在评奖过程中，有专家就此提出不同意见，曾经多次荣获国家出版大奖的《辞海》，2011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提名奖，辞书社的同志都觉得有些“委屈”。

《辞海》修订出版的过程，是一个打造传世精品的艰苦历程，辞海人秉承“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持续努力，书写了中国出版史上绚丽的一章。其中的故事，是足够写一本书的。2013年元旦过后，我离开工作了四年又四个月的辞海园，在新的岗位上，持续做一些与编辑出版有关的事儿。

（作者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