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是以字带词,兼具语词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中华书局于1915年发起编纂,1936年至1937年出版第一版。1957年9月毛泽东同志视察上海,接见了《辞海》主编舒新城,肯定了舒新城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195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开始了《辞海》修订出版的新历程。之后,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先后担任主编,自1979年始,《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逢“9”的年份出版。2008年10月,夏征农逝世,陈至立接任主编。
2008年8月4日,我奉调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此时,正是《辞海》第6版修订出版的攻坚阶段。宣布任命的会议一结束,我即去拜见《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同志(巢峰同志时已年过八旬,仍坚持天天到社里上班)。见面没有客套话,老爷子说:“彭卫国同志啊,你虽然不兼总编辑,但《辞海》的事情你要集中精力抓啊!大型工具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你这个一把手不抓,别人是抓不起来的。”于是,我便与《辞海》结下一段缘,做过一些事儿。
解决内容上的疑难问题
《辞海》第6版的修订工作2006年启动,到我接手时,绝大部分学科的条目已经进入二校阶段。编辑的重点工作就是解决一些疑难问题。2300万字的篇幅,要解决的疑难问题很多。
书证的纠结。限于条件,《辞海》从第1版到第5版,均未对释文中的书证进行核查。每版出来之后,读者意见最多的也是书证中的讹误。据统计,《辞海》引用古籍500余种,单篇古诗文近13000篇,逐条核查难度可想而知。查还是不查?确实是个问题。查,会影响进度;不查,会影响质量。我和总编辑潘涛认为有条件查,也应该查。于是让语词编辑室一周内制订核查书证的实施方案。语词室主任陈崎同志(现任辞书社副总编)倒也是个麻利的主儿,三天后就把方案做好了。于是,我们动员社内编辑和社外专家150余人,花了近四个月的功夫,完成了书证的核查工作。共查核书证近8万条,查出讹误1800余处。通过这次大规模书证查核,大大提升了《辞海》的质量。
送审的困惑。《辞海》包罗万象,出版管理部门要求送审的类别全部涉及,工作量大,涉及面广,还不能耽误进度。在辞书社上班第一天,辞海办公室就把宗教学科的条目全部摞在我办公桌上。看了稿件流转单,才知道关于宗教条目审,社里相关部门有分歧:宗教编辑室的同志希望全部700余条条目都送审,辞海办公室的同志认为应该抽出我们把握不准的条目去送审。双方僵持了四个多月。我找来相关分管领导和编辑室的同志,表明自己的想法:出版社是出版物内容把关的第一责任人,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不能一股脑儿把把关的责任都推给审读部门。未修订的、小修小改的条目就不必要送。最后达成一致,只送新写的和改动大的条目中我们把握不准的,共49条。在一次辞海专题会议上,巢峰同志提出中共党史人物条目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评价标准(俗称“头衔”)不平衡。有些参加革命早、地位高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有些参加革命晚地位相对低一些的人倒有。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标准,送审时就经不起询问。当时又没有可供参考的文件或者规定,经过辞海专题会议(由社长主持,分管辞海的社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巢峰同志出席并讲话,每周一次)讨论,由巢峰同志执笔起草了《〈辞海〉(2009版)中共党史人物条目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头衔的掌握尺度(试行稿)》。根据这个文件,编辑室对相关条目进行梳理。送审之后,审稿单位果然来询问,“无产阶级革命家”你们是否有标准?我们把文件发给他们,得到了认可,顺利通过。“高句丽”条目送审后,审读单位对释文提出修改意见,大致意思是原来的释文可能引起误解,影响外交关系。条目释文是:“高句丽,中国古国名,古族名……”第5版就是这样,第6版未改。怎么修改呢?既要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又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请读者、分科主编、责任编辑一起反复讨论,最后改成:“高句丽,古国名,古族名……”审读单位的专家说:“改得好,各人理解,大家高兴。”
通读的“煎熬”。《辞海》先按学科(涉及140多个学科)编辑加工、发稿排版、校对、通读。六校(厂校3次社校3次)之后,再按音序统排,之后再两校一通读。最后的这次通读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按音序排版后,就没办法按学科按编辑室分工来通读了。时间已经到了2009年的春节之后,按时间节点,主体版本五卷彩图本要在10月1日前出版,向国庆60周年献礼。怎么办呢?在集团的统筹下,我们组织了社内外80余位编辑,每3人一个小组,配语词、社科、科技编辑各一人。每天每人通8面,3天一个轮次,完成24面的通读。即负责语词的读完交给负责社科的,负责社科的读完交给负责科技的,负责科技的读完交给负责语词的,形成闭环。社领导都根据专业背景编进通读小组,最后由总编辑和分管副总编辑解决通读过程中编辑不能解决的问题。参与通读的同志都是夜以继日,社领导白天有日常工作要处理,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快节奏、高压力,大家度过了“难熬”的两个多月。许多同志包括我都得了“红眼病”(眼睛充血)。
解决营销上的悲观情绪
“对不对,查《辞海》”曾经是广大读者的口头禅。从第1版到第5版(1999年版),《辞海》从来没有担心过发行量。但到了2009年,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电子书、网络检索工具纷纷出现,找“度娘(百度)”的人多了,查《辞海》的人少了。在这个大背景下,“《辞海》编出来了也卖不掉”的论调在社里颇有市场,许多同行也为我们捏一把汗,社里甚至有人说《辞海》第6版是压垮辞书社的“最后一根稻草”。花了五六年工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出来一个没有市场的产品(尽管它称得上精品),“过了苦日子,还得过苦日子”。发行部的同志也是忧心忡忡,“压力山大”,都觉得市场前景不容乐观。经过调研和分析,我们有了基本的判断,即《辞海》的品牌影响力仍然存在,《辞海》的科学性、准确性超过当时的一些网络检索工具。于是在2009年2月社里制定了比较可行的营销方案。第一,主体版本(彩图五卷本)的目标市场是图书馆和高端个体读者(主要是专家学者);第二,定价符合市场需求,精装5册16开,定价1080元;第三,渠道以新华书店为主,线上渠道限价、延迟发货;第四,根据销量实施有针对性的阶梯式的奖励措施;第五,举办专门的订货会;第六,组建专门的《辞海》宣介推广团队,到各地宣传推广;第七,编发《〈辞海〉发行通讯》,及时向各省新华书店通报发行情况,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形成争相发行《辞海》的热潮。由于措施有效,大家努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体版本累计发行了了14万套,码洋接近1.5亿,主体版本的成功发行,有效提振了全社的信心,也为后续缩印本、典藏本的顺利出版发行奠定了基础。这背后,发行部门同志的辛苦更是故事多多。
《辞海》出版后的全面解剖
2010年5月,辞海编纂处独立运行,我兼任编纂处主任。编纂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编纂《小辞海》,二是处理《辞海》(第6版)出书之后的读者反馈意见,并予以解决。2012年,编纂处根据出书之后的情况反馈和巢峰同志的建议,对《辞海》(第6版)进行全面解剖分析。解剖分析以学科为单位,对整体框架、收词、释文、配图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经过编纂处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共同努力,到2013年底,分析剖析工作基本完成,共写出分析报告80余篇。对《辞海》(第6版)各学科的全面剖析,是《辞海》出版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为第7版的修订打下了基础。
拿到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2008年年底,《辞海》校样基本排定,正在进行紧张的专项检查和通读。此时传出消息,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历时近十年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即将在2012年下半年颁布实施。此表是在整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基础上制定的,是语言文字的最新、最高和最权威的国家标准。而此前的《辞海》用字,则是根据旧有的国家标准来施行的。依照惯例,《辞海》十年修订一次。如果《字表》准时公布,那么《辞海》刚一出版,就不符合国家标准,且在中途无法改正。在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之后,我们率先拿到了《字表》。此时,《辞海》即将出菲林片,进入印制阶段。使用《字表》修改用字,还是仍用旧标准?社里反复讨论,集团主要领导、巢峰同志都一起参与研究,同时也得到消息,说《字表》已经进入国务院领导的签批阶段。于是我们决定依据最新《字表》的规定,修改了《辞海》的用字。但万万没想到,《字表》延迟至2013年6月方正式颁布。本想领风气之先,《辞海》反而尴尬地成为“不遵守现行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辞书,在评奖过程中,有专家就此提出不同意见,曾经多次荣获国家出版大奖的《辞海》,2011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提名奖,辞书社的同志都觉得有些“委屈”。
《辞海》修订出版的过程,是一个打造传世精品的艰苦历程,辞海人秉承“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持续努力,书写了中国出版史上绚丽的一章。其中的故事,是足够写一本书的。2013年元旦过后,我离开工作了四年又四个月的辞海园,在新的岗位上,持续做一些与编辑出版有关的事儿。
(作者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