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是一个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展开的学科。这个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不仅标志着现代中国的新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合法性地位，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学科，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中文学科与文学研究的“显学”。王瑶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组织者和教育家。他于1952年9月高校院系调整时期，从清华大学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至1989年去世，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共37年。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处于国内外领先位置，与王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今年是王瑶诞辰110周年，由北京大学的几家单位牵头，组织了系列纪念活动。包括《王瑶画传》（陈平原、袁一丹编著）的出版，这也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大先生”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包括组织专题展，“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专题展5月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后续也将在北京大学校史馆档案馆展出；也包括即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与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举行的纪念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这一系列王瑶纪念活动，对于回顾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思考这个学科的未来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中文学科，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是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开始起步的。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中国在西方现代世界体系冲击下开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在传统的中国学问中，文学整理研究主要采取史话、选本、考据等形态，并无伴随现代大学学科体制而出现的文学史研究。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由西方研究者写作或中国研究者模仿西方文学史写作的。因此，鲁迅才会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1912）、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等，才可以说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自主性现代化探索进程。
新文学进入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当新文学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时，大学课堂仍主要是讲古典文学和古典学问。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当时在北大讲授的也是中国古代小说。1929年，朱自清先生首次将新文学搬上了大学讲坛。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中回忆：“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先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的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朱自清的新文学课程受到热烈欢迎，但1933年之后，他不再开设这门课。朱自清留下的讲稿提纲《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王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王瑶就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新文学史”。1951年，王瑶参加中央教育部组织的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中的“中国语文系小组”，和老舍、蔡仪、李何林等一起编写了新中国最早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1951年、1953年，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完成出版，奠定了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格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期间，王瑶先生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全国最早设立的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
《王瑶画传》提到，王瑶晚年常戏言“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一说法客观地显示出19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初创时期两所高校的不同风格，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事实上代表的并不仅仅是某一高校学派，而集中了当时中文学科的全国力量。从代际关系上看，王瑶属于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新文学研究者，这是他不同于亲身参与了新文学运动的鲁迅、朱自清的地方。王瑶说自己是“师朱法鲁”，他和自己的老师朱自清一样，也可以说是新文学第一代学者鲁迅的传人。如果说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研究体例的基础的话，那么鲁迅影响王瑶的则是学术研究的方法、格局、气象与趣味。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深受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的影响，由此完成了迄今仍极具学术高度的中古文学史研究。
更重要的是，王瑶深得文学史家鲁迅的精髓，并创造出他独有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格局。在几个关键维度上，王瑶形成了自己作为文学史家和学科建设者的主要风格：
其一是贯通古今。孙玉石概括王瑶学术成就的“三个高峰”，分别是中古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古文学史论》迄今仍是两个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而他关于鲁迅、陶渊明、李白等的研究，则显示出学贯古今的深厚修养。王瑶的研究视野和格局，延续了他的老师们包括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等的基本风范。在《念闻一多先生》一文中，他曾引述闻一多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继而评价道：“无论从纵向或横向说，他的眼光都是十分开阔的，观察方式完全是宏观的。学术界像他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并不多，这是应该视为风范的”。王瑶继承了老师们的宏观研究视野和博古通今的修养，进而确立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规范。对他而言，无论研究中古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采取的都是统一的现代研究方法，而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则始终在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中展开。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探索的一个前沿领域。
王瑶的研究可以说既在现代文学学科之内，又在这个学科之外，体现的是学科创建者的学养和视野。伴随着学科体制的成熟，接受专业训练成长起来的研究者，其视野和格局大多局限于专业内部，研究内容也越来越趋于精细化。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王瑶的学科意识，尤有现实意义。跨学科、跨专业的视野需要研究者自觉地意识到整个学科体制的建构性，进而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超越体制而形成新的视野。可以说，缺少对学科体制的“自觉”，就不可能形成“超”“跨”学科的意识和格局。作为学科初创者，王瑶的开阔修养和格局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这一问题意识基础上形成的，学科规范毋宁说是他回应现实问题的手段而非目的。对他来说，无论研究中古文学还是现代文学，探索的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
其二是综合文史。王瑶曾在不同时期多次界定“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和意义。他反复强调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关联性。这就使得如何兼具传统的考据与现代的批评，如何既有史料的坚实基础也有史识的判断能力，成为王瑶对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要求，进而形成了综合文史的厚重宏阔风格。
1947年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王瑶在评论文章中提出“诗的”研究和“史的”研究这两种区分，显示出他更重视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特点；而如何理解“史的”特点，王瑶在1950年代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的文学研究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系列文章中，则主张综合批评与考据，重视考据而“不囿于考据”，将“释古”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目标。“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这是王瑶当时理解的“清华学风”。在尊重文学作为文艺科学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史作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这构成了王瑶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由此，中国文学史研究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诗话、选本和考据，也不同于西方纯粹科学性的历史研究。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过1950-60年代偏重“论”的时期，1980-90年代偏重文学性的批评和作家作品研究，近10多年来则形成了“文献热”“史料整理热”，文、史、论三者各有偏重。重新回顾王瑶对文学史基本性质的理解，对于推进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无疑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瑶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兼重现代性与民族性。他打破了简单的现代与古典、新与旧的对立，既关注传统文学的现代化，也重视西方文学资源的民族化，由此表现出颇为鲜明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风格。在普遍更关注文学现代化维度的20世纪，王瑶的特点是他没有将现代文学视为抽象的“世界文学”，而是立足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性特点，在古今中外的格局中定位新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他写过多篇宏观论述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及其民族风格的文章，许多论断在今天读来尤具启示性。在谈到新文学的民族性时，他这样说：“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这就相当准确地描述出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学如何立足中国文明根基而在自主性选择、创造性转化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将自身发展为“悠久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注重新文学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是王瑶的基本特点，由此，他才会说“对传统文学所持的态度，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在他这里，“现代化”并不是外在的目标，而是立足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而完成自我更新、转换、发展的过程。王瑶去世前最关心的学术课题《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或许最能体现他一贯的追求和格局。
诸多研究都重视作为学者的王瑶，主要关注他的学术著述，但同样值得提及的是作为学科组织者和文学教育家的王瑶。他不仅是1950年代现代文学初创时的奠基人，也是1980年代学科重建时期的灵魂人物。在人才培养和学科体制建设上，可以说王瑶也奠定了近四十年来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格局。这也是王瑶作为文学史家的第四个特点，即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并重。从人才培养上，“文革”结束后，王瑶将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指导研究生和从事学术组织工作上。他上世纪50年代就作为学科带头人，与乐黛云、严家炎、孙玉石等晚辈一起奠定了学科的基本格局，并在上世纪80年代培育出了一大批现代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如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吴福辉、赵园、凌宇等；从学科机制建设上，王瑶主持筹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这个社团和这份刊物，成为四十年来联合、组织高校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平台。
以上列出了作为文学史家和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者的王瑶的四个主要特点。这种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相关学科的主要风格。一个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学科，足堪称得上“大先生”。在学科体制内推进研究和完善建制，是不少专业研究者都能做得到的，但创设学科机制、继往而开来，则非“大先生”所不能为。
当前，正处在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这需要我们突破诸多思维定式，立足中国主体性视野，重新思考古与今、文与史、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学科等的根本性关系。王瑶的治学道路与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参与建构现代文学学科的丰富历史经验，为今天重新出发提供了格外富于现实意义的资源和传统。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