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皆有一笔好字，用墨客来称谓他们最恰当不过，字写不好，文章似乎也流传不下去。苏轼有《寒食帖》传世至今，仍旧备受方家推崇，作者受当时个人境遇和情绪的影响，让这两首写于黄州的叙事诗成为千古名篇。除却苏轼胸有丘壑和旷世才情，其中起关键因素的还是汉字本身，从“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写起，直到“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从最初的压抑拘谨亦步亦趋到最后的慨然奔放一泻千里，汉字在诗人笔下不仅仅是线条和结构的变化，它更像是从人思想里生发出来的一种隐忍悲怆和愤世嫉俗的生命形式，它让诗作的感染力与书法的表现力完美地焊接在一起，可谓天衣无缝。在这里，线条不再单纯是线条，而是与灵魂对话的一缕缕神秘气息，流淌的墨色不再是层次上的黑白灰，它们最终将诗人的神情气韵凝固在宣纸上，成就了第二行书的千古美名。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更是妙手偶得，绝不可重复，当年当日，众诗友雅集兰亭，王羲之兴之所至，酒至微醺，洋洋洒洒为众人的诗集作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际，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借此抒发了古代文人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无限感慨。这样的例子，在几千年华夏文明长河中并不罕见，可见，最高妙的书法作品不全靠勤学苦修铁砚磨穿，有时，春风得意、金榜题名、去国怀乡、谪守一隅、生离死别，老之将至等等，皆可成就一段书坛传奇。

跟我们的古人相比，当代人作字多摆脱不了“功利”二字，很多书法作品看来看去，除了感觉书家确有多年功底，笔笔皆有来处，若想找到如苏轼那般诉诸情感和生活遭际的神来之笔，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究其原因，当代生活多与笔墨纸砚脱节，除了专业人士，绝大多数人不再去触碰文房四宝，书写成为小众的喜好，孩子们的二课堂，老年大学的必修课，与现实生活不再发生有机的联系，更不可能与个体的生命体验挂钩。

习字于我个人而言纯属喜爱，是发自内心地对笔墨这一古老方式的认同。写小说二十多年一直用电脑，噼啪的敲打声里，总有种码字工的嫌疑，且伏案年头久了，腰椎颈椎皆不同程度受损，每每被大大小小的疼痛所扰。于是，换一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完全摆脱电脑羁绊，宣纸在书案铺开，人静立而悬腕，兼毫毛笔刚柔相济，蘸墨的过程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提笔在手之前，一定要让自己学会气定神闲，心无旁骛，哪怕一丁点杂念闪念，都会落在纸上成为污点。有人说，作家书法不过是凑热闹，图的是名人效应。当然，真正的书法定要从源头开始，我们写出的每一个字，都要符合汉字演变的美学规律，篆、隶、楷、行、草，哪一样都有“法”可依，不可随心所欲肆意为之，这就要让临帖成为一种习惯，相信总有一册经典书帖适合自己。不光练手，更要练眼、练心，所谓眼到手到心到。再者，作家对字词句篇的理解有着先天的优势，比一般人更加深切，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潜移默化为一种审美观念，一种空间格局，一种对汉字的莫大敬畏。